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增长速度名列前茅，成为全国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1978-2003年，GDP年均增长13.1%，从我国第12位上升到第4位，2004年突破万亿元大关。人均GDP为23942元，由第16位升至第4位，仅次于京津沪三直辖市。然而，浙江属资源小省，加之解放后战备因素的制约，国家投资极少，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一路赶超，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巨大成就，应归功于浙江紧紧抓住几次大的发展机遇，扬长避短，发挥并善于创造区域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区域竞争优势是一个整体性概念，由多种优势因素构成。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认为，获得整体竞争优势取决于四个基本因素和两个辅助因素的共同作用。据此，浙江竞争优势分析如下：

　　――生产要素条件。它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两类。实践证明一国基本要素不足，但高级要素占优，仍可以取得竞争优势，知识、资本因素的作用更为重要。

　　浙江土地资源、矿产、能源资源等都显匮乏，是我国土地资源非常贫瘠的省份。劳动力资源充沛，每公顷耕地上从业人员13.9人；虽然受教育程度一般，但浙江人相对更加勤奋、务实、互助，适应现实环境的能力很强并勇于创新。浙江区位条件具有优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居于沿海地带的中部，且邻近上海及江苏、福建，聚集和扩散效应明显。资本禀赋比较丰裕，每位从业人员和每公顷耕地占有资本形成总额排名靠前，尤其是单位土地占有资本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5倍多。浙江技术人才要素表现出一定特色，具有独立经营管理能力的人才较多，形成(中小)企业家群体优势；科技三项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技术市场成交额、各种专利授权数分别居全国第3(2003年)、第7和第2位(2004年)，其中以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为主。可见，浙江应努力降低资源消耗，克服要素供给矛盾；独特的人力资源、资本要素数量、便捷的区际联系及要素的流动性都为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提供可靠保障；须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投入，提高产业产品档次，为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奠定基础。

　　――国内需要条件。这里指本国市场对某项产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如果需求大，会促进国内竞争，产生规模经济；如果需求层次高，能对企业产生改进产品和服务的压力，有利于取得国际竞争优势。

　　浙江居民消费水平在全国排第4位，但最终消费率最低，说明投资还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且消费潜力巨大。就大国而言，由于价格内生化，不受国外市场需求约束的制约，通过刺激国内需求，可以形成国内市场规模效应。巨大的国内市场和潜在消费能力，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地区需求条件得天独厚，为浙江的经济和产业提供了发展空间。浙江历来重商，现已成为市场大省，到2003年底，形成各类商品交易市场4000多个，成交额近5000亿元，连续12年位居全国第一。强大的市场需求影响产生规模经济，消费者的苛刻、挑剔刺激当地企业不断创新。

　　――相关产业和支撑产业的表现。这是考察主导产业的相关产业和支撑产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相关产业和支撑产业不仅为主导产业提供最低价格的投入品，产生外部规模效应；而且，更重要的是与主导产业的地理距离邻近，使企业间频繁迅速地传递信息，形成良性互动的“聚集经济”。

　　浙江省纺织、服装、化纤、皮革、金属制品、塑料制品、化学制品、电气电子机械、通用设备制造业等具备相当规模，集聚效应十分明显，同类企业及为其配套的上下游企业、相关服务业聚集在一起，形成区域特色产业集群。比如宁波的服装、温州的皮鞋、绍兴的化纤面料、海宁的皮衣、永康的小五金、新昌的制药、临安的电缆等都有较大规模的专业化产销基地作支撑。全省产值超亿元的特色产业区300多个，区内企业约13万家，就业人数约600万人，总产值占全省的60%，经济增长速度约比全省平均值高3-5个百分点。

　　――企业的战略、结构与同业竞争。这是指企业在一个国家的基础、组织和管理形态，以及国内市场竞争对手的表现。良好的企业战略、结构能够形成内部规模经济；但它不仅与企业内部条件和所处产业的性质有关，而强大的国内竞争可以有力地刺激企业独特优势的产生并长久保持下去，有利于推动企业向外占领国际市场。

　　浙江是私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最早发展发达的地区之一，成为支撑和推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力量。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在全国最多，工业增加值已占规模以上企业的80%以上；中小企业的户数和工业产值分别占规模以上企业的99.5%、81.5%(2003年)。浙江中小企业集群发育，形成一种合作竞争机制，集聚型的企业相互学习，便于交流，加速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步伐，实现高效网络化互动，从而获取能与比自己强大的竞争对手抗衡之力。浙江还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外投资和企业及外地企业，更增加了竞争强度。

　　――政府的推动作用。发展中国家政府对促进区域开发的重要作用已被广泛认同。一方面，政府要促进市场化进程，只应做市场秩序和制度的维护者与基础设施的投资者，而把指导市场运行的权利交还给市场本身；降低国有经济成分，更多地发展更具活力的民营企业。另一方面，产权激励机制要靠政府来保障实施，应该推动制度的创新和经济环境的改良。

　　浙江具有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据有关机构研究，市场化相对水平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二。政府努力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近三年削减了3／4的行政审批、审核项目，市场机制已经成为生产要素配置的决定性因素。但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初期的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又不可忽视。比如，加强市场交易环境与投资环境的建设，及时做好园区管理、环保规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电子商务的应用和网上交易。培育企业创新精神，政府通过引导和必要的支持，设立独立的技术开发机构，缓解企业技术供给瓶颈。

　　――机会变数。基础科技的发明创新、传统技术出现断层、生产成本突然提高、全球金融市场或汇率的重大变化、全球或区域市场需求剧增、外国政府的重大决策以及战争等因素，可以给一地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带来机遇或挑战。

　　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我国加入WTO，国内与国际经济互动明显增强，为浙江省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了机遇。然而，随着对进口资源依赖的增加，国际经济走势和市场波动将使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面临挑战。同时，浙江民营企业要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迫在眉睫。此外，长三角区域合作更加密切，产业互补格局逐渐形成，沪苏浙三地在汽车、石化、电子、纺织等领域各具特色，对浙江提升区域竞争优势，拓展发展空间提出更高的要求。

　　前四方面基本要素和后两方面辅助要素中，任何一项要素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其他要素的状态，仅仅拥有一项或几项要素的优势，不会使其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只有各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加强、互动发展，共同构成一个动态的激励创新环境，才能产生具有一流国际水平的明星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为此，针对浙江的现实问题，提出几点对策建议。

　　――促进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形成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对人多地少、能源原材料匮乏、经济发展正处于加速工业化阶段的浙江省来说，必须着力克服经济快速增长与基础性要素供给短缺的矛盾，逐步形成节约资源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在部分行业和地区初步实现集约化经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构建节约型产业结构，控制高能耗项目，禁止高污染项目，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生产工艺和设备。坚持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特别是提高工业用地的经济密度，严格控制城镇和农村居住用地面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促进资源配置和集约利用的作用，提高土地、能源、水资源等要素的市场化水平，制定真实反映稀缺程度的资源价格体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推进废弃物回收和循环利用。

　　――加强对科技要素、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投入，大幅度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浙江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众多，其技术和管理素质跟不上企业规模和企业家数量的扩张。下一步发展应该注意加大对知识存量积累、技术交流、人力资本的投入，克服全面融入世界经济条件下提升国际竞争力与技术、知识、人才等科技创新要素供给短缺、创新能力薄弱的矛盾，逐渐使经济增长从投资推动过渡到创新推动。依靠知识、技术的创新提高投资的效率。健全教育体系，推进素质教育，着重培养人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通过创造机制引进高素质人才或对现有职工加强培训，调整优化人才结构，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经理人、管理和技术人才及技术工人队伍。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强化人力资本的基础性作用，营造人才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切实把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作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集中力量抓重大课题攻关，争取实现突破性进展。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产业技术升级，提高产品质量档次和科技含量，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装备更新和产品配套生产的本地化能力。中小企业积极寻求被国际大企业忽视的、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新产品、新项目，不断创造一些领域的“小型巨人”，实现二次创业。

　　――进一步改善制度供给，再创体制新优势。20多年来，浙江以民营经济为主率先培育了市场主体，以商品市场为主基本建立了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政府职能转变也相对率先。但无论企业组织制度和市场体系都具有早期市场经济的特点，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发育相对滞后，现代产权制度、信用制度、法律制度建设任重而道远。“十一五”时期，浙江应正视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与某些体制性障碍的矛盾，切实把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作为全面启动和创造区域竞争优势的根本动力。继续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加大服务业产权制度和教科文卫体制改革力度；进一步明晰股份制、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财产边界，改善和提升民营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完善省市两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强资本市场培育和资本流动重组的制度建设，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和产权交易市场体系，使资产向更有效率的领域流动。创新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加强产权保护；更好地体现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加强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的改革，加快事业单位的改革，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类市场中介组织，建立和完善非政府、非企业、非盈利性的公共服务组织。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