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浙商》杂志特约经济学家夏斌

关键要放开投资渠道。有盈利回报的投资项目，政府不要“与民争利”，要放开一些垄断性投资领域，降低投资门槛。

2009年8月2日，在《浙商》杂志创刊5周年庆典活动上，国内著名的金融专家夏斌正式受聘为《浙商》杂志特约经济学家。

在接受《浙商》记者采访时，旁人与夏斌开玩笑说，很多人不敢跟你聊天，因为你的眼神有点“毒”。的确，不论对人，对事，对社会，夏斌都看得很透，剖析犀利。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确实常常会以“很多人都说……但我认为……”这样的句型，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其独立于普遍论断之外的思考。

美国经济复苏之时，更要当心中国资产价格的动荡

《浙商》：近日，国外几大投行机构纷纷看好中国未来经济，摩根士丹利更是率先掀起了上调中国GDP预期的行动，并预计国际热钱将大量流向中国市场。您觉得这对于中国经济是件好事吗？

夏斌：年初，国内许多学者说中国“保八”有希望，一些国际投行和国际机构却都不看好，有的甚至说只有5%多增长，现在又一边倒，纷纷调高对中国增长的预期。到底是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情、对中国分析水平差一点，还是另有想法？不好说。恐怕是前者。

现在有些国际大投行又纷纷在国内媒体唱多中国经济，特别是唱多中国房地产、股市。同时，国际收支统计上“说不清”的外汇流入又在加快，对此，国人不能不当心。中国的实体经济比较争气，已率先复苏，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可能是最高的，因此，国际游资自然是最看好中国的实体经济。同时，一部分国际游资想尽办法拼命挤进中国市场，造舆论，推波助澜，想在资产市场上“捞一把”，这种状况不能不警惕。因此我认为，当美国经济复苏之时，外资流出，我们更要当心中国资产价格的动荡。

《浙商》：这是不是和投资中国实体经济，短期内获得的投资回报率不高有关？

夏斌：不能完全这么说。投资中国的实体经济行业，有的回报率比外国还高。主要是那些游资，就喜欢在动荡的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另外，中国本身的金融体系也有问题――一方面坐拥巨额的高储蓄，一方面还在拼命地招商引资。这样，外资自然有了机会。

《浙商》：您的意思是，一些地方政府没有利用好现有的国内资源？

夏斌：可以这么说。当然，也不能完全怪地方政府。国家下一步应加快金融融资体系改革的同时，突出以国内消费为主导的结构调整，突出“消费为纲”的方向，改变“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问题。

政府不要“与民争利”

《浙商》：中国目前应该如何真正拉动内需消费，从而改变不合理的经济结构？

夏斌：从现有的数据看，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要进一步扩大消费，财政要有钱。有关部门应抓紧出台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的具体意见。在政府储蓄方面，应进一步向公共财政转移。在企业储蓄方面，在推出中央国企利润分红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和分红比例，分红资金纳入财政统一预算，以支持国内消费。在居民收入方面，应进一步降低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各种税费。此外，可先在中小城市放开户籍管理，让一部分农民工赚钱后到中小城市落户，从而带动中小城市城镇化建设，推动消费，提高居民福利。

《浙商》：《浙商》杂志不久前对百家浙江民企有过一个调查，有九成企业家涉足虚拟经济。这会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夏斌：我认为，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发展阶段和崛起过程中的国家来说，应鼓励、引导提高居民来自实体经济资本收入意义上的财产收入。关键是要放开投资渠道。有盈利回报的投资项目，政府不要“与民争利”，要放开一些垄断性投资领域，降低投资门槛，这里面包括很多国企，政府可以减持一部分股权，出让给民间资本。

《浙商》：您在去年底曾说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金融危机不全是坏事，它会“倒逼”中国去改变现在的经济结构？

夏斌：是的，现在我们确实遇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逼着我们调整政策、调整结构，说不定过几年后就会“逼”出一个新的经济格局来，“逼”出一个和大国经济体相适应的大国消费市场来。

当然，对于很多以出口为导向的省市，还是要想办法尽可能去保住目前海外的市场，其次要考虑如何去开拓一些新兴市场，比如拉美和非洲。

危机一爆发，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批评说：“华尔街喝醉了”。我补充比喻：华尔街“喝醉”了，相当部分的“酒”是中国“送”的。现在华尔街“不喝”了，中国生产的“酒”，中国人要自己“喝”。自己不喝，企业就破产，工人就要下岗，中国出口减少了，必须要扩大国内消费。而原来出口的酒是“XO”，但浙江人喜欢喝的是“花雕”，怎么办？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产业结构要调整。

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为下一个30年铺路

《浙商》：现在很多中国企业趁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之时，到海外“抄底”，比如之前温州商人收购国际品牌皮尔・卡丹，以及收购英国“螺旋桨”电视台等。您怎么看？

夏斌：从总的趋势看，海外危机中一大批企业倒下，资不抵债，这绝对是机遇，出去“抄底”也是正确的选择。但就某一具体项目来说，还要具体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肯定会“摔跤”。放眼美国、日本，哪个发达国家的大企业不是在犯错中强大起来的？因此，我们应用呵护的态度去对待“摔跤”的企业。

《浙商》：在最近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亲自下楼迎接来自中国的代表，而很多在现场的企业家也表示，美国人似乎放低了自己的身段，主动来找中国人交换名片了。很多人说这是因为现在中国是美国的“债主”，不知道您怎么看？

夏斌 ：我记得，曾有很多人抱怨，人民币汇率调得慢了，导致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被美国“绑架”了。现在看来，2万亿美元外汇还是有一定的“砝码”作用的。在大国兴衰的历史过程中，看一些经济现象，有的不能只从纯经济学去看。

《浙商》：不久前，您在和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对话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没有引导国际知识界去研究如何改革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本身就是一种误导。那么在中国经济学界，是否也存在类似的误导呢？

夏斌：我一直在想，中国改革中有些具体问题，外国专家并不了解，邀请“国际大师”来解读中国经济现象，有时可能为难了人家。我曾多次遇到这样的情景：当中国人提问外国专家时，很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专家或其他专家都谦虚地说：“中国的问题我不是很了解，还是去问中国专家吧！”

的确，中国一些特殊的经济现象，也只有我们中国人自己才能分析和解读。就好比我上次对话克鲁格曼的现场，有一位学者问克鲁格曼：中国“三农”问题怎么解决？可克鲁格曼瞪着大眼，半天没弄懂什么是“三农”。

在改革中，我们有些人的惯性思维就是拿当今世界上所谓最先进的理论和做法来指导中国的实践，可事实上很多消化不了。因此，照搬并不适合一个崛起大国的现实需要。这是思考、决策中国问题的专家所必须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