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龙集团的一位高管说：“我也相信通钢的员工是善良的，他们的要求也很简单，我认为还是一些利益相关者主导了这场悲剧。”

 本刊记者 金少策

2009年7月24日发生的通钢重组暴力事件，是民企并购国企的一个悲剧。通钢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因职工聚集抗议劳资问题，河南林州钢铁有限责任公司重组改制过程被迫暂停。在林钢改制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原定的收购方――民营企业河南凤宝钢铁公司不介入林钢的事务。

在很多人看来，国企改制充满变数，以民企并购国企更是难上加难，如何兼顾各方的利益，既给被兼并企业的发展带来后劲，也充分考虑到国企职工的利益，对参与并购重组的民企来说都是一项挑战。

通钢重组产生诸多争议绝非“一日之寒”。早在2006年通钢第一次重组改制前，由政府主导的两次减员增效改革，通钢人痛感“主人翁”身份失落、国企福利被剥夺、收入下降――这一系列复杂而微妙的主观感受，在建龙进入后长达4年的时间和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又相互交织，并最终汇集成“通钢事件”中工人群体及利益相关者的反弹动能。

改革导致平衡关系被打破

2005年底，建龙集团以二股东身份（占股36.19%）正式介入通钢，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当时的改革便是由时任通钢副总经理的陈国君操盘。

2007年，陈国君引进境外一些钢铁公司的做法，对通钢进行内部改革，实行三级管理制度。三级管理中，第一级为总经理、第二级为厂长、第三级为作业区区长(科长)，取消了车间主任和段长。这三级负责人实行年薪制，管理层收入大幅提高。

这一管理制度在建龙集团并购史上常有见到：在距今最近的时间里，建龙并购浙江扬帆集团之后，便是采用这制度对其进行调整。但由于“通钢水太深，建龙并未完成彻底改制。”建龙一位高层说。

事实上，建龙作为二股东，前后只派过3名高管进入，因此建龙在整个通纲的决策中是否起决定作用，值得怀疑。可以佐证的是，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建龙在今年初提出要么控股，要么分立或退出（后吉林省国资部门也是从改制的彻底性上考虑，才要求建龙控股的）。

“陈总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他对通钢内部了解的不够深。”7月27日，《浙商》记者在通化采访时，通钢职工李向阳（化名）表达了他对陈国君推行改制的看法，他说，这一管理制度从根本上使干部与普通职工的地位、待遇都出现了两极分化。

“1992年，我当处长那会儿，跟普通工人的工资相差1.5倍。如今一个处长，一年能拿60万～70万，你说差距有多大？”职工王殿昌表示，这种民营色彩浓厚的薪酬制度在有着50年历史的通钢，并不被职工所接受。

“老国企的职工们，素来有以企业为家的主人翁传统，干群关系的和谐平等是最重要的体现，通钢新的管理体制对老职工冲击是难免的。”

一位有着20年国企工作经验，后又成功对国企进行改制的浙商认为，建龙引入现代化管理体制是符合企业发展方向的，但是国企多年来形成的固有思维，让职工们心理上一下子失去了平衡。

“在观念上要给予适当引导。”一位浙商认为，从地域文化上来讲，在北方并购国企要比在南方并购国企更有难度，“从干部到员工，观念上怎么改变？利益上如何安排？是渐进式的还是一步到位式的？都要慎重地探讨。”

旧观念使职工缺乏身份认同

通钢所在地是通化市的二道江区，这里离通化市区有20分钟的车距。从市区到二道江，首先看到的便是通钢的厂区，而围绕通钢形成的二道江区是一座小规模的城市――这里拥有200多幢通钢家属楼，有自己的图书馆、体育场、医院、报纸、电视台、教育集团和建筑公司，厂里原来的公安处与通化市公安局是平级的，税务局、公安处都直接驻扎在通钢1号大门附近。

用一位通钢职工的话说，“这里关起门来自成一个小社会”。在这里，二道江区的人们曾经充分享受着通钢带来的自豪感。

早在2005年政府主导的改制中，通钢就改变了这种“企业办社会”的状况。于是，通钢人保持了近50年的生活习惯，在2005年开始淡化或者中断。

举个例子：在通钢，解决职工生活难题的流程往往是：先找工会，工会没辙去党委，党委问车间，不行找财务，最后写个收据，就能预借半个月的工资。

改制后的通钢并未延续这种默契，这让职工意识到，他们身为国企职工的安全感在丧失。

2008年冬，金融危机不期而遇，由于企业全面停工，为职工供暖的机组也停止运转，暖气停了两个多月。而改制之前，通钢家属区的水和煤气、暖气都是由通钢免费供应。

历经裁员、减薪、福利降低，改革的阵痛使一些通钢人怨恨尤深，陈国君作为建龙派来的管理者，最终成为了众矢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建龙和陈国君成了通钢多年来改制矛盾的“替罪羊”。

利益受损者从中挑唆

“2005年改制时开了职代会，反复开会，宣传声势还挺大的。但这次建龙要控股，就没这么做。他要大力宣传就没这事情了，谁能一下就接受了啊？”通化钢铁退休干部王殿昌说。

事实上，建龙及吉林省国资委正在与通钢高层、中层沟通，并打算之后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建龙还作出了“纳税地不变、不裁员、现金分红等”等承诺。只是事件来得太突然。

在一些利益分子的唆使下，一些下岗职工和相关的利益受损方制造谣言，激化企业原有矛盾，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员，冲击生产区，对陈国君进行围堵，并造成了陈的死亡。

建龙集团的一位高管说：“我也相信通钢的员工是善良的，他们的要求也很简单，我认为还是一些利益相关者导演了这场悲剧。”

在通钢周边有很多废铁收购站，《浙商》记者曾走访了其中最大的一家通化万铭金属回收利用有限公司。该公司一员工称，他们每年要卖给通钢十多万吨废钢铁，“通钢给我们的价高”。

内部人士介绍，以前通钢周边有很多废铁回收公司，靠通钢牟利。在2005年以前，许多钢铁成车从通钢内部偷出来卖。另外，一些废铁收购公司买通通钢内部人士，在过磅时做文章，“钱像是白捡的一样。”

针对通钢厂区周围形成的“围钢经济”，这只是“冰山一角”。而通钢控制权之争背后的利益博弈，更是外人难以觉察。

民企重组国企可能产生的问题，令国内民营钢铁老大――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也大叹“防不胜防”。从2006年开始，沙钢先后收购了江苏淮钢、永钢，河南永兴钢铁、常州鑫瑞特钢，获得产能达千万吨，而这四家企业，除淮钢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其余三家均为民营控股。

不并购国企，沈文荣有其自身的考虑。一直以来，国企并未走上彻底的市场之路，企业产权关系复杂，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很容易陷于利益纠纷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