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下午，由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志凯教授同行，浙江大学恒逸讲席教授柯仲佑（Euston Quah）赴恒逸集团萧山总部，为恒逸集团领导及中高层管理人员举办报告会。柯教授报告的主题是High Cost of Air Pollution: Economic Studies and Mitigation。

柯教授首先指出，污染是发展的结果，人类的进步和社会发展不可能去追求零污染，而是应该寻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承受度之间的一个均衡。不同的国家、地区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产业发展的阶段不同，其对环境污染的承受与管控亦有差别。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和增长，这些国家的环境污染管控标准显然不能一味地和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看齐，而应该有区别的对待。发展中国家需要有一定的发展权，应该是执行有区别的减排标准。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大力倡导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这是发展理念的重要创新和实践，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贡献。

用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分析发展、收入与污染问题时，柯教授指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过早地实现库茨涅茨曲线的拐点，并不是最好的选择，那样的结果是污染掉头下降了，但收入与福利的改进也会比较早地放缓增长或甚至停止增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决策投资发展和环境污染控制时，要特别重视不能因噎废食。行之有效的办法是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考虑项目的经济收益、社会收益、经济成本、社成本、环境成本，在决策中本着良好均衡的目标出发，形成支持发展和福利改进的次优政策。

柯教授特别强调，中国在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换过程中，扬弃纯粹的公司企业层面投资财务与利润分析决策方法，采取“成本―收益”分析，考虑更多的经济、社会、环境因素，甚至政治和外交因素，统筹协调发展决策，压低库茨涅茨环境曲线的增长斜率，适当延长曲线的拐点周期，这可以延长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及福利增长的时间空间，扩大经济基数蛋糕，为环境优化的高质量增长奠定更稳固的基础。

最后，参加报告会的恒逸人与柯仲佑教授进行问题互动，柯教授一一作答，帮助恒逸人解开了心中的发展、投资与国家环境污染严控之间近期所表现的似乎不可调和性疑惑。与会恒逸人认为，通过浙江大学恒逸讲席教授柯仲佑先生的报告，大家对于恒逸在国家建设生态文明大背景下的投资建设与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的平衡，有了清晰的方向和思路。

CRPE秘书处
2018-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