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香港廉政公署在一次代号为“虎山行”的行动中，拘捕了在香港上市的内地知名民企创维数码主席黄宏生等公司多名高级管理人员。黄宏生等人被指控犯有“串谋偷窃罪”。12月2日，黄宏生等人在香港法庭“过堂”后获保释。创维事件在香港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上至特区政府，下至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上市公司，均对此事的进展给予高度关注。

　　乔新生:橘生淮南还是橘生淮北

　　如果无视公司存在的社会基础，而希望在贫瘠的土地上诞生现代开放的上市公司，无疑是缘木求鱼。整个社会形态决定了我们对上市公司这一类的现代公司组织形式，还缺乏有效的监管能力，因为监管机构本身就缺乏透明度，而整个社会更是处于一个从相对封闭到逐步开放的痛苦转型期。

　　香港廉政公署指控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黄宏生涉嫌盗用公司资金，在内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什么同样是损害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在香港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在内地只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甚至不需要承担责任呢?

　　有人从两地的法律规范出发，认为香港法律对此类行为认定为盗窃，而内地法律则将此类行为定性为侵占，所以法律性质不同，法律后果也有所不同。

　　其实，无论是盗窃还是侵占，只要符合刑法的犯罪构成要件，都应当承担刑事责任。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内地只要有行政监管部门出面，上市公司的许多犯罪问题都可以被化解，这种特殊的行业保护和利益纠葛使得中国的股票市场波谲云诡。

　　公司是社会的组织，上市公司是社会各种关系的总和。在开放的社会，上市公司必然表现为开放的形态；而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上市公司虽然对外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且定期发布公告，但是，从整体来说仍然表现为封闭的状态。换句话说，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上市公司非常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上市公司侵害债权人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会不断发生。因此，同样一家公司，在开放的香港上市，其不法行为就会受到追究，而在相对封闭的内地证券市场，上市公司负责人的所作所为就会免受刑事处分。

　　可以说，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决定着上市公司的开放程度，而上市公司运作的好坏，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的整体状况。

　　我们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了许许多多的法律制度，促使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和机构对外开放。可是，制度的建设是一回事，而制度的实施又是另一回事。人们不能指望一个相对封闭的机关能够对相对开放的市场进行有力的监管，也不能期待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能出现完全透明的上市公司。

　　黄宏生的遭遇像一面特殊的镜子，折射出我们社会开放的程度。作为这个社会的组成部分，上市公司的所作所为与整个社会有关。公司制度特别是股份公司制度属于西方文明的产物。早期的股份公司脱胎于中世纪的“海上协会”，是欧洲商人自发组成的营利组织。这种组织之所以能够产生，就是因为在欧洲有着浓厚的民主传统。我们只知道公司是竞争的产物，而不知道合作才是公司组织的精神。正是因为有了合作的精神，才会有不同的商人以资金作为纽带走在一起，建立庞大的经济组织。因此，在股份公司，董事会本能地接受股东大会的监督，董事会成员自然而然的披露自己掌管公司的财务状况。几百年来，尽管不乏利用公司形式进行诈骗的非法之徒，但总的来说，基于合作精神而设立的公司组织大多能够自愿接受公众的监督。

　　如果无视公司存在的社会基础，而希望在贫瘠的土地上，诞生现代开放的上市公司，无疑是缘木求鱼。整个社会形态决定了我们对上市公司这一类的现代公司组织形式，还缺乏有效的监管能力，因为监管机构本身就缺乏透明度，而整个社会更是处于一个从相对封闭到逐步开放的痛苦转型期。

　　在这个过程中，上市公司命运多蹇。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希望获取更大的利益；作为上市公司的债权人，希望能够得到稳定的回报；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一个漆黑的屋子里，面对上市公司这一盘菜，所有的人都贪婪地伸出了自己的筷子，上市公司哪有不翻盘的道理?

　　我们引进了西方的公司制度和证券制度，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引进开放的社会。面对上市公司中出现的种种乱象，我们除了祈求证券监管部门加大打击力度之外，还能有别的选择吗?然而，如果证券监管机构本身也缺乏透明度，我们还能够相信谁呢?

　　在利益冲突之中，上市公司一定会从自己的根本利益出发，千方百计地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他们经过反复权衡，认为违法是获取巨额利益的最佳途径，他们会毫不迟疑地违法。创维数码的例子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内地许多上市公司的所作所为更是一再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责怪上市公司的贪婪，也可以责怪证券监管机构的无能，然而，我们大家不就是产生这一切恶果的土壤吗?或许，正是我们的“搭便车”心理，才让少数不法分子的犯罪阴谋得逞。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加快建设和谐的社会，不断增加整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高效廉洁的监管队伍，这才是我们解决上市公司问题的根本途径。

　　我们都是制度的建设者，我们也都是制度的破坏者；我们受到环境的影响，我们本身也影响着环境。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能够从自我出发，改造社会而不是诿过于人，这才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