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参与了收购的整个过程，我有信心拿出最好的方案，但我们应该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国同方控股集团董事长朱志平，似乎还没有从一个多星期前收购“狗不理”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

　　就在昨天由《浙商》杂志社主办的浙商沙龙上，朱志平详细叙述了拍卖会的整个过程，并再次对收购提出了质疑。

　　朱志平再次质疑

　　“本来是一次国退民进的拍卖会，最后接手的却是一家国有企业。这样的拍卖会，还有什么意义？”与会的过程中，朱志平反复提到了这个问题。

　　天津同仁堂的股份结构中，自然人张彦森持有39%的股权，而国有股比例达61%，属于绝对控股。而正是天津同仁堂这个国有企业的身份，引起了同方的极度不满。

　　“国退民进，并不代表着国有企业的绝对退出。其关键在于引进一种机制。天津同仁堂民营资本占到39%，因此也不能说这次收购有违初衷。”现场的专家是这样解释的。

　　然而事件的关键恐怕不在于同仁堂国有企业的身份，真正的导火索应该是同仁堂参与收购的过程。天津同仁堂，这个一直都没有对“狗不理”表示过有多大兴趣的医药企业，却在拍卖前的一个星期火速加入到竞拍的行列中。如此短的时间内介入，不能不让人产生“有关方面希望天津的企业仍然留在天津”的想法。

　　而最后的结果，恰恰就是同仁堂这个一星期前才介入其中的“新兵”，力压准备八个月之久的同方控股，入主天津狗不理。问题于是随之产生了，天津方面为何会放心的把“狗不理”交给正式接触了仅仅一个星期的天津同仁堂？同仁堂本地国有企业的角色在此时似乎显得更加暧昧了。

　　“拍卖当时，同仁堂就坐在我的后面。每次举牌他们的动作都很机械，根本不在乎钱的多少，好象花的根本不是他们自己的钱。”朱志平是这样对记者说的。

　　同仁堂国有企业的背景加上之前天津方面想要留住狗不理的传闻，令朱志平丧失了信心。同方控股为此次拍卖准备了3亿的资金，但是当拍卖额达到1.06亿时，朱志平便拂手而去。

　　“同仁堂的实力无法和我们相比，他们前后准备了不过一个星期。如此短的时间，他们怎么可能拿出那么多的钱？”谈及拍卖的成交金额，朱志平始终有点忿忿。而同仁堂巨额资金的来源，也是朱志平抛出的第二大质疑。

　　据业内人士分析，包括拍得“狗不理”的1.06亿元在内，“同仁堂”至少要投入至少两个亿才能真正接手“狗不理”。以同仁堂目前的实力，这无疑是个烫手的山芋。

　　两败俱伤的结局？

　　“拍卖的结果不存在输赢，同方参与整个过程非常具有价值。”与会的专家学者在最后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共识。但“不存在输赢”，在此时更显得像是一种慰辞。

　　历时八个月的精心准备，为使收购顺利进行而冻结了3个亿的资金，最后却无所得，恐怕同方的董事长朱志平自己都不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存在输赢”的结局。朱志平自己也坦言：“如果过去的一年，我把这3亿元投入到我的房地产中，收益率起码在20%以上。”

　　收购的失败给同方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也让朱志平精心策划的“战略转型”彻底的落了空。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朱志平为何在被“横刀夺爱”之后，急于想“讨还公道”的心情。

　　那么，在最后关头成功阻截了同方的天津同仁堂，可称之为赢家吗？恐怕也不是。同仁堂在吞下了“狗不理”之后，多半也会患上消化不良。

　　如朱志平所言，相比与注册资金1.7个亿，总资产达20多亿的浙江同方，天津同仁堂的实力显然要弱的多。资料显示，天津同仁堂注册资金8235万元，2004年整个集团的利润仅为2300余万元。

　　一个年利润仅为千万的医药企业，却要拿出几个亿的现金去整合一个餐饮品牌，何其难也！

　　正如一些专家学者所言，同方参与收购无意中助推了“狗不理”的品牌价值，同时也给天津方面出了一道难题。面对如此高的品牌价值，企业应该如何操作？

　　在一出闹剧中入主“狗不理”，意味着同仁堂必须要向国人、天津人乃至浙江人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只许胜不许败，无形中给企业的经营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此次的拍卖也是以政府的形象作为了赌注。”有学者对此如是评论。

　　浙商应吸取教训

　　“我在天津还有房地产项目，我现在这样做对于我的项目肯定会有影响，但这都算不了什么。有些话不说出来，我就是心里不舒服。”朱志平在会后与记者私底下是这样说的。早在去年的早些时候，朱志平就主动向记者提及过收购“狗不理”的打算。而此时的朱志平踌躇满志，大有舍我其谁的气势。

　　朱志平就是这么一个耿直的人。而朱志平这种耿直的个性，更为其收购的失败添加了些许悲情的色彩。

　　“高调出场是不利的，而朱在此前的做法多多少少有点高调。就这点来说，朱倒并不符和浙商的个性。在八个月前就公开表示要进行收购，我明敌暗，这对企业家来说显然是不利的。”著名学者、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是这样评价的。

　　“狗不理”的收购基本上已经尘埃落定，法律上的程序也明白无误。同方如果再在这个既成的结果上纠缠，显然是不明智的。而对企业家来说，最关键的是如何从此次收购中获得教训。

　　“与其说是去挑战潜规则，不如说是去适应新规则。”杨轶清这样说道，“非公经济36条的出台，让民营经济有这个机会参与到更多的领域中去，获得一个更大的资本舞台。但这并不意味不会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能赢。例如天津同仁堂，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的纠缠，你很难得到一个清楚的答案。对我们民营企业来说，更多的还是要去接受，去适应。”

　　浙江财经学院的张维平教授也表示，拍卖总有一方会失败，而地方政府不想让品牌流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今后，我们肯定还会遇见类似的问题。浙商们不要把问题想得简单了，应该充分预料到其中的困难，让思维始终处于一个弹性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