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浙江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宁波召开的前一天，环杭州湾6个地级市的市长联袂登场，向境外资本放声“吆喝”。

　　这一幕难得一见。正如嘉兴市外经贸局副局长沈文平所说，在长三角各地招商引资大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竞争格局之下，6个市长一起“现身说法”，确实少见。

　　原因何在？不在于浙洽会本身有多大魅力，而在于今年招商引资的“困局”，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足以让市长们摒弃门户之见，携手共渡难关。

　　外资磁场弱了？

　　长三角向来有吸引外资的强磁场之称，然而，今年一季度，长三角16个城市中却有13个城市的协议注册外资金额都出现了负增长。桐乡市外经贸局局长沈晓春有着切身感受：“外资直线下降，虽然是大背景使然，但每一个人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江苏省经贸委的分析报告认为，长三角外资增速放缓，不容忽视的因素是：以广东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以山东为代表的环渤海湾地区分流了相当一部分外资份额。

　　专家说，无法统计的是，有多少外资正在“逃离”长三角？

　　日前，一位正把工厂迁往山东的苏州台商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家中等规模的制造厂，如果从苏州、无锡等地整体迁至山东，由于厂房原本就是租用的，其搬迁成本主要是设备的运费，可估算为800万元，但这一成本可以从苏南与山东的厂房差价上补回来。这位台商解释说：“只要你将时间拉到3年左右，这个差价就完全可以将搬迁成本抵消。而地方税费方面，目前山东很多城市明显比苏南有优势，这样算下来，无疑可以节省一笔可观的费用。”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分析说，资本是逐利的，资本面前人人平等，只不过这一次它逃离的是长三角。暨南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教授陈恩则预计，今明两年长三角将出现外资北移的高峰。

　　外资下滑，将对长三角经济产生深刻影响。最直接的后果是，长三角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进一步降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度更趋弱化；再者，长三角出口的高速增长局面将难以为继，毕竟外资企业在该地区外贸出口中占有相当比重。

　　人才引力小了？

　　资本正试图“抛弃”长三角，而该区域内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又让每一个梦想在这里安家落户的外来人才犹豫不决。

　　郑智勇，武汉化工学院精细化工专业硕士生，上个月和金山一家化工企业签了就业协议，月薪3500元。郑智勇说：“我一点都不开心，其实班上并不只有我一个想来长三角，可他们最终都选择了广东。”

　　为什么？郑智勇说：“家里供我念完大学已‘山穷水尽’，好不容易熬到工作，可这点收入在上海能干点啥？”上海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沈荣华也感叹，对这一类外地大学生，想把父母接到上海来生活，几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事实上，长三角不少城市的生活成本都在急剧攀升。外地高校毕业生望而却步，现在还不是长三角的燃眉之急。毕竟，这里集中了复旦、南大、浙大等一流高校。但是，蓝领工人、外来务工者的短缺，却渐成长三角的“心腹之患”。苏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赵坚日前表示，长三角地区的高技能人才仅能满足实际需求量的10%。

　　毋庸置疑，外来务工者是对一地生活成本最为敏感的群体，他们会仔细“核算”每一笔生活支出。生活成本的提高，使他们对这里敬而远之，也使长三角连续两年出现不同程度的“劳工荒”。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给长三角发展献计时，也明确指出，“确保外来打工族的安居乐业，是长三角城市化面临的重大问题。”他强调，外来务工者的生活成本，事关当地能否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从而保持持续发展的优势和后劲。

　　还是那制造业

　　资本、人才、劳工……长三角面临着几乎所有重要生产要素的制约。然而，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陈淮所说，长三角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具有自己的发展优势―――结构优势。能量，还是来自制造业。

　　去年年底，浙江省企业调查队对杭州、宁波等7市450家工业企业开展了一次“长三角地区工业企业关联度调查”。调查发现，在这450家企业中，“生产用原料或半成品的主要来源地来自长三角地区”的企业达到51.9%；而来自长三角16城市以外江浙地区的也占了15.2%。同时，有46.9%企业生产所需的生产线和生产工具也来自长三角地区，长三角以外苏浙地区也有14.5%的比例。

　　对洗衣机、饮水机、油烟机等家电行业的调查更是发现，长三角地区已能够就地配套、就地取材，从零配件生产到整机制造，形成一条庞大的产业链。譬如，对调查的11家行业种类为“家用电力器具制造”的企业单独分析，有83.3%的生产用原料或半成品来自长三角两省一市范围内，其中4家企业的生产用原料或半成品全部来自于长三角地区。

　　这就是结构优势。陈淮指出，发展制造业并非是一味强调建主机厂，搞名牌战略；强大的配套生产能力同样重要。

　　对正在升级进程中的长三角制造，陈淮认为，在结构升级、主导产业发展问题上，政府须慎提区域性产业政策，着力点应当放在促进产业技术设备的加速更新，加大对产业退出的政策援助，承担体制改革的转轨代价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