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的安德鲁・卡内基？

　　12月20日，英国小伙儿胡润用自己的统计给出了答案。在他的《2006胡润钢铁富豪榜》中，建龙钢铁董事长张志祥以55亿元身家成为中国的民营钢铁首富，21家企业的23位上榜企业家的总财富538亿元，平均财富23亿元，上榜门槛10亿元。

　　我们发现，21家企业中，拥有钢铁上市公司的只有5家，远低于房地产、IT、金融等行业；在企业总部的分布上，河北、江苏、山西分居三甲，这与我国钢铁业的发展格局也基本相符。我们还发现，上榜企业家几乎清一色地身为民营（或民营占重要股份）企业的老板，或许是从事行业的关系，在这些民营钢铁老板性格中可以发现钢铁的特质―――坚韧、现实、富于斗志，他们大都白手起家，或许因为视钢铁如命，他们甚至被人称为“野蛮人”。

　　钢铁大亨们的前世今生

　　2002年8月，江苏常州。一个叫戴国芳的人开始了自己的钢铁巨头梦，经过对项目反复调整，他把“铁本”项目的报批规模从200万吨拔高到了840万吨。

　　2004年4月，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戴国芳锒铛入狱。后来他有了一个称号，叫“钢铁狂人”。

　　“铁本”垮掉之后很长时间内，诸多民营钢铁企业都被以另一种眼光重新打量。即使在今天，关于“铁本”的故事，民营钢铁老板们也不愿发表太多评论。原因很简单，玩钢铁的企业家具备“赌性”的不只戴国芳一个。

　　民营钢铁业是一个在某种悖论中成长的群体：来自地方政府和地方产业政策的鼓励与来自国家层面的控制纠缠在一起，铁本不过是在这个悖论中折戟沉沙的极端例子。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民营钢铁企业经历了两个大的起伏。中国民营钢铁企业的第一次大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的强劲上行，直至90年代中期，基础工业和建筑业极大拉动了钢材消费，1993年的钢材价格从年初的每吨1600元猛涨到年底的4300元，民营钢铁企业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仅河北唐山一地，大小民营钢铁企业多达700余家。

　　如今上榜的这些钢铁大亨们，很多就是在这次浪潮中起步，多涉足钢铁贸易。全国工商联冶金业商会副秘书长耿炳玺向记者介绍，民营钢铁企业刚起步时，一定程度上受国有企业产品结构布局分配的影响。“当时国有企业朝板材、大型材、专用材的方向走，恰恰是逐步淘汰一些小型材，这等于给民营企业腾出了发展空间，尽管一无资源二无经验三无实力，但市场反应速度迅速，由此民营钢铁企业斩获了巨额的短期利润。”民营钢铁企业多属地市级以下，很快就成为当地利税和就业的支柱。

　　1999年前后，世界经济低迷，加上市场无序竞争，只能自己准备过冬棉被的民营钢铁企业受损尤为严重。低技术含量、高产品重合度、资金链贫血等症状集中爆发，很快出现大面积亏损。据《中国冶金报》报道，当时唐山市能正常运行的民营企业所剩不足10％左右。

　　伴随着2002年伊始中国经济步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并进入城乡建设高潮和重工业化发展阶段，全国民营资本仿佛又看到了10年前的“钢铁热潮”，纷纷加大了对钢铁生产的投入。尽管多年的痼疾并没有得到根治，但灵活的营销体制、严格的成本控制，再加上全行业景气的东风，迅速配成了一剂“麻药”，让他们暂时忘了两年前的伤痛。

　　四溅的钢花再次点燃了地方政府关于GDP的想像，“民企重型化”之说就在这时不胫而走。但自2004年以来，国家调控措施陆续出台，重压之下的确有许多民营企业减产或停产检修，库存超过了正常储量，这种状况无疑让未能升级的钢企日子难过。

　　而中国毕竟处于重工业化的高潮，对钢铁的需求也正向峰值挺进，坎坷之下诞生如此规模的钢铁大亨，既说明他们的斗志之强，也是客观发展规律使然。

　　“野蛮人”基因

　　“我们为什么不能做成2000万吨，3000万吨？”今年夏天，就任新成立的全国工商联冶金业商会会长的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挥了挥他粗壮的手臂，有些掩饰不住激动地告诉记者：“只有他们（国有企业）才能做大做强吗？其他企业就不能做大做强了？这是政府行为还是企业行为？应该看谁有实力，谁有潜力，来选择谁能做大做强。”

　　沈文荣是记者接触过的一位钢铁“狂人”。在《2006胡润钢铁富豪榜》中，他以持有沙钢29．98％股份的34亿元身家名列第六。60岁的沈文荣腰围甚宽却不臃肿，身材魁梧，举止不修边幅，据说性情十分强势。他出身草根，学历不高，用韧性和敏锐成就了自己的钢铁帝国。接近他的人说，他身上有一种“野蛮人”的特质。我一直认为，他为人处事的风格，可算是中国民营钢铁大亨中的一个代表。

　　关于这个“工作狂”如何缺乏生活情调，沙钢内部有一个段子，某次去法国谈生意，对方安排参观当地景点。但一坐上游览车，刚才还在谈判桌前生龙活虎的沈文荣没一会就头一歪睡着了。

　　1968年，他从省属中专―――江苏省沙洲县（张家港市的前身）锦丰棉花加工学校毕业后，进入锦丰轧花厂。从钳工做起，历任钳工组组长、班长，机修车间副主任、主任，厂团支部书记、厂党总支书记、厂党委副书记。1983年，在钢铁厂正式与母厂轧花厂分开的当口，曾经参与轧钢车间建设的沈文荣出任钢铁厂副厂长和党委副书记，第二年7月21日，他被沙洲县委扶正，接替老厂长张耀生。

　　如同那个时代崛起的诸多草根创业家一样，沈文荣也有着惊人的市场本能。

　　1997年，沙钢决定与浦项制铁投资合作不锈钢板项目。为了拿到批文，沈文荣先后7次进京向有关部门汇报。一次，他去冶金工业部汇报，不料部长去了海南，沈文荣立即坐飞机追到海口，可部长又下了铁矿，他又连夜赶路250多公里追到矿上。后来高层批了四个字“下不为例”，这个年生产不锈钢薄板15万吨、热镀锌板15万吨的项目终于让他拿下。到2006年7月底第三期工程已经投产。

　　2001年，在国家“十五计划”钢铁限产的当口，沈文荣却“一反常理”，决定收购欧洲钢铁巨人蒂森克虏伯旗下的“凤凰”钢厂，逆流而上650万吨的板材项目。沙钢终于跑赢了时间，该项目在宏观调控之前获得了全部合法手续，而且因为是分期投产，宏观调控发力时一半设备已经投产，还有一半也进入收尾阶段。

　　在成本控制上，沈文荣可以说“抠”到了极限。沙钢的工资在业界并不算高，沈不讳言：“企业发展个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培育竞争力企业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沙钢一直在领导班子和职工群众中统一思想，勒紧裤带，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把所有的钱用在技术引进上。”业内人士评价，中国钢厂用长流程赚钱都不容易，但是沙钢用短流程就能赚很多钱，建同样规模的钢厂，沙钢的投资经常是同行的1／3，甚至还发明了让电炉也能使用铁水的工艺，把能耗降低了数倍。

　　另一方面，沙钢对市场变化的灵敏度非常高，同时也非常实惠。从1985年到1997年，沙钢实施的项目有100多个，但并没有涉足板材。不少同行都劝沈文荣也搞点高附加值的板材，但沈文荣嘿嘿一笑，心里有盘算，当时正是大规模基础建设时期，建筑油水很足。“能给你真正带来利润的不一定是高端产品那可能只是样子货。”

　　全球化考验

　　如今，全球钢铁业进入了历史上又一个并购的黄金时代，就像是19世纪末安德鲁・卡耐基和JP摩根掀起的钢铁业重组高潮一样激动人心。在中国，从2005年开始，并购重组也逐渐成为钢铁业的最强音。

　　凭借着惊人的成本控制能力与灵活的市场应变能力，沈文荣可以在国内纵横捭阖，把沙钢从一个45万元起家的钢铁作坊顽强打造成为一家年销售收入405亿元人民币的民营钢铁帝国，规模仅次于联想的第二大民营企业。但现在，游戏规则变化了，规模变得和速度、效率同样重要，中国市场与全球市场密不可分，“沈文荣们”面临更复杂、严峻的挑战。

　　“如何让低成本扩张模式在未来升级，以及如何在被收购企业中成功复制，是民营钢厂面临的两个问题。”全国工商联冶金业商会副秘书长耿炳玺不无忧虑地对记者表示，目前行业景气，企业的日子过得都比较红火，重组的压力和综合改造设备的动力不足。

　　自然，这些问题需要榜单上的钢铁大亨们回答，而我们想知道：在中国钢铁业的独特生态环境中，能否诞生一个像安德鲁・卡内基，或者最起码像拉克希米・米塔尔一样的国际钢铁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