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PE史晋川教授出席全国浙商论坛
编辑：系统管理员时间：2008-06-10访问次数：100
谢谢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浙商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受到主办单位――天津浙商商会的盛情邀请，来到天津，来到滨海新区这一块充满发展活力的地方，参加主题为“新浙商、新机遇、新发展”的天津滨海新区全国浙商论坛，并且与大家一起来交流关于浙商的转型和发展以及天津发展的有关心得。
从我这个名字当中大家可以看出，我是山西人，晋，我母亲是四川人，川，今天由一个山西人和四川人的后代在这里研讨关于浙江人和天津发展的问题。我本人对浙商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实际上只是比较了解在浙江的浙商，而对天津的发展情况我不太熟悉，了解比较少。所以我今天所谈的看法只是一些非常浅显的观点和看法，希望得到在座诸位的批评指正。
大家知道，浙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崛起和成长起来的，它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最有代表性和最具典型意义的一个非常优秀的现代企业家的群体。而天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世纪、新的发展阶段以来，具有国家发展战略意义的一个国家级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所在地。同样，天津也是一个有着巨大的潜力，发展成为引领新世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极。
我这里说的是具有巨大的潜力。很坦率的说，目前的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以及天津的发展，以及它对京津唐和环渤海湾经济发展的作用，从目前以及未来的一个短时期内，可能主要还是在环渤海湾经济区以及中国的北方地区。但是，从中长期的发展眼光来看，天津确实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潜力，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当中一个有全国意义的，或者说具有全国影响的新的经济发展极。
因缘际会，新的世纪经济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的转变，把浙商这个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群体和天津滨海新区这个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两者联系在一起，为浙商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这是一个新的、巨大的、历史的发展机遇。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们作出这样一种就浙商和天津的发展相互关系的宏观判断，它的基本理由在什么地方？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浙商作为一个缘自浙江的当代企业家优秀群体，他的巨大的历史功绩，是用他自身的崛起和成长，回答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当中两个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试看当今之天下，从世界到一个国家、到一个地区，世界的经济、国家的国民经济、地区的区域经济它的资源配置主体是谁；第二个问题，试看当今之发展，何为资源配置的最基本的方式？这两个问题，第一个谁是资源配置的主体，二何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浙商在浙江的发展，浙商在中国的发展，浙商在走向世界过程当中的发展，浙商用它自身的发展告诉世人，民营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市场经济是优化资源配置最基本的方式。以民营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制度创新，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源源不竭的动力。我想，这一点是今天在座的各位优秀的浙商群体代表感同身受的。
浙商的历史非常的辉煌，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随着浙江以及各个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像浙江目前的经济发展就面临着所谓的双重阶段的转换，也就是说在发展方面，我们已经从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我们将面临着怎么从工业化的中期走到工业化的后期，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及建成惠及全体人民的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是我们发展阶段的转变。
在改革方面，从计划经济到初步的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是领先的，浙商在里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现在面临着怎么把一个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这就是我们改革阶段的转换。
面临着发展阶段和改革阶段的双重转换，浙商也面临着自身的转型，浙商的转型就我本人来看，它有三大转型任务。首先是产业的转型，其次是企业的组织方式和经营方式的转型，第三是市场的组织方式和交易方式的转型。在浙商所面临的三种转型当中，我个人认为最基本的是浙商的产业转型，也就是说浙商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产业的升级和结构的优化。产业升级和结构的优化构成浙商在中国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最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尽管在过去的30年当中，浙江的经济、浙商都有了迅速的发展，习近平副主席在浙江工作的时候曾经提出三个浙江的概念，一个是浙江的浙江经济，一个是中国的浙江经济，再一个就是世界的浙江经济。与这三个经济相对应的就是我们的浙商群体，在浙江的浙商、中国的浙商和世界的浙商。三个浙商的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在推动浙江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我们知道，1978年浙江省的GDP只有123.7亿，到2007年浙江的GDP是18640亿，增长达到150倍以上。浙江的GDP的总量在改革开放前处在全国的第14位，10年前我们处于全国的第4位，一直保持至今，浙江的人均GDP在1978年只有331块钱。而到2007年有37100多块钱，用美元来计算，在1978年我们只有190多美元，而在2007年我们有5000美元，我们的人均GDP在全国也是排列在第四，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我们超过广东。但是如果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浙江在全国排在第三位，上海、北京、浙江，根据统计局的资料，2008年一季度，浙江的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已经超过了北京，位于全国第2，我们的农民的人均货币纯收入一直在上海之后，排在全国第二。
在这样的一种发展过程当中，浙商确实是功不可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浙商的产业分布，尽管30年过去了，基本还是在劳动密集型、低加工、低附加值的传统轻型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这样的一种产业结构，它跟中国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初、中期，在这个阶段这种产业结构是我们浙商发展的曾经的优势。道理很简单，在中国经济刚起步的时候，我们所要解决的是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我们面临的是要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而跟温饱有关的是什么产业？就是吃、穿，也就是轻型的、以消费品为主的产业的发展。这样的一些产业是我们浙江传统的优势，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尤其是中国需求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需求结构内部的消费结构的变化以及国内外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现在，浙江的经济也好，我们浙商也好，应该说普遍的感受到了产业升级的压力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的挑战。
在5年前，在上海的一个国际会议当中，我曾经提出一个担忧，担忧我们温州的产业结构会进入代际锁定的阶段，两代人也可以后面的第三代继续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低加工度的、低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这种担忧在我看来不仅是对温州，同样是对浙江，尤其是在目前的发展阶段，这种担忧我觉得不是没有道理的，而是越来越多的显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改革开放的30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力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需求结构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想这跟浙商的转型，跟天津下一步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1978年到1997年，也就是说从改革开放的启动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这20年当中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是内需，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可以告诉我们，在1978年外需对中国贡献的增长率是-5.4%。到1986年是-60%的，而到1995年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增长率仅为0.3%，而内需在这个阶段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内需当中，尤其是老百姓的消费需求，以吃穿用为主体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非常的巨大。1985年，消费需求的贡献率是85%，1995年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高达45%。浙商的迅速崛起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浙商的产业结构与同一历史发展时期的居民消费结构是能够对接的，因而浙商迅速的崛起在中国的经济大舞台上。
但是从1996年中国宏观经济的软着陆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的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势，1998年到2002年，朱�基担任国务院总理的这一届中，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重点是刺激和扩大内需。为什么？原因在于这当中，中国的消费需求结构变化了，它进入了一个过渡期。这个过渡期它的特征是什么呢？是以吃、穿、用为主体的传统的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势头明显的放缓，但是新的消费需求的力量没有释放出来，因此整个中国经济内需不足，出现了通货紧缩。这时，我们的浙商面临着挑战。怎么去应对这样一种变化了的消费需求结构？我们的浙商从1997年到现在的这十年当中，坦率讲，在应对这种变化的需求消费结构时，并没有大规模的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不是说浙商没有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在座的诸位我想就有一些摆脱了传统的产业，在新兴的产业里面，比方一会儿会演讲的郭总，他就是一个新兴的产业的代表，但是从整体上而言，浙商并没有通过大规模的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来适应这种消费需求的变化，浙商的最典型的经营策略在这十年当中就是调整它的市场结构。利用同一时期中国加入WTO前后对外开放的新机遇，用国际市场的需求来弥补了国内市场需求的不足，用出口代替了内销，所以在十年当中，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包括浙江的外向型星经济、浙商的外向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刚才讲1995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对中国的贡献率只有0.3%，2000年达到了14.4%，2005年达到了25.8%，而1997年浙江的出口占GDP的比重低于全国的水平，但是到2007年在浙江省的18640亿的GDP当中，有1298亿的美元出口，按当年的人民币汇率折算成人民币，我们可以看到它在GDP的比重当中超过了50%的，这就是浙商的应对措施，它不是大规模的调整产业结构，而是大规模的调整市场的结构，用出口替代战略，替代内需。
但是我们看到，200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开始更加明显的变化，其中有两个因素，内因和外因，浙商面临更加严重的挑战。内因是什么？中国的内需当中，消费结构的变化开始出现。传统的消费被新的消费的成份所替代，简单的概括就是中国的消费结构已经从吃穿开始转向住、行，老百姓绝大部分的新增开支并不是用来改善吃穿，而是用来改善住行，与汽车、住宅、道路、电子通讯有关的消费需求开始集中的、明显的、迅速的释放出来。
有关的统计数字可以表明，1990年居民的消费开支食品支出占55%，到2005年只占36%，居民的衣着开支在1990年占13.5%，到2005年占10%，而相应的，交通通讯的支出在1990年是1.2%，2005年是12.6%，居住的支出在1990年是6.9%，到2005年是10.2%，这样的一种结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消费需求结构开始了明显的变化。再比方说，我们的小汽车的产量，2001年小轿车有70万辆，2007年495万辆，增长了7倍。百户城镇居民家庭在2000年，200户城镇居民有1辆小轿车，2007年100户城镇居民有6辆轿车，12倍的变化。微型计算机在2001年的时候产量是877万，2007年是1亿4。百户城镇居民家庭2001年是9.7台微型计算机，到2007年是53.2台。移动电话方面，2000年我们的产量是8000万部，2007年是6亿9512万倍，2000年每百户有20部移动电话，到2007年的时候有每一个家庭有1.65部移动电话。这说明中国消费结构有了变化，这样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得浙商的传统产业结构面临巨大的挑战。这是内因。
从外因来看，国际贸易的条件也开始变化，贸易的摩擦开始急剧上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断升值，今年继续升。同时出口退税政策也在变化，劳动力、土地的成本也在变化，这样的一些变化也使得浙商的传统产业面临着挑战。这种挑战实际上说明了经济学当中的一个道理，我们的经济要发展，我们的产业要升级，产业升级参照了是什么样的标准？我们称之为产业发展的基准，这种产业发展的基准或者说标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需求的收入弹性，不同的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是不一样的。我在农村当过农民，我当过知识青年，我当时可以挑240斤，然后又考了大学。你们知道在农村的时候我们很苦，你有猪头肉吃已经非常好了，但是你想你的收入不断增加，你会不会说天天吃猪头肉，顿顿吃猪头肉，显然不，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不同的产品，居民的收入增加以后，对他需求的增加是不一样的，越是跟吃穿有关的产品，居民收入增加之后，对它的需求增加幅度远远低于住行的增加幅度，跟住行有关的产品，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增加幅度要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加的幅度。
刚才我们看，2000年，200户有一辆小轿车，2007年，100户居民有6辆小轿车，这是12倍的变化，从2001年到2007年中国的城镇居民收入充其量只增加了1倍多一点，小轿车增加了11倍，弹性是11，这是非常大的，这个变化是非常大。为什么？道理很显然，跟住、行、电子通讯等广义的住行有关的产品需求，居民对它的支付所用的不仅是现在的收入，还有过去的收入、居民的储蓄和未来的收入，就是居民向银行进行贷款。所以这一类产品，居民的需求为什么增加的非常迅速？因为居民动用的过去的收入、现在的收入和未来的收入形成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因此它的需求弹性是非常之大的，而跟吃穿有关的产品，它的需求弹性相对是比较小的，因此从产品基准的需求收入弹性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浙商的企业仍旧大部分的停留在传统的需求收入弹性比较小的行业，那么我们说这些行业它的扩展空间是有限的，某一个企业的迅速扩展是以侵占或者说挤占别的企业的市场空间为代价的，而在需求弹性大的产业空间当中，我们的企业可以做到共同共赢、迅速成长，我想这个道理大家非常清楚。
浙江经济所面临的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典型的表现，尽管连续四年浙江的GDP增长率高于全国，可四年连续浙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些行业的市场扩张空间的限度，意味着传统产业竞争更加激烈，意味着潜在或者现实的产能过剩，意味着产业的上升和盈利空间的缩小。所有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说明当中国的需求结构开始变化之后，我们浙商在过去的十年当中，用市场结构的转换来替换产业结构升级的这样的经营战略，这种以国际市场替代国内市场的出口替代战略，到目前为止是快要走到尽头了。
连会长的企业发展得不错，我在看浙商杂志，我看他原来是做服装的，但是最近他做得不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从吃穿转到住行了，他现在开始做地产，因此，我们浙商现在面临着产业升级这样一个挑战。我觉得我们要应对这种挑战的话我们要考虑一系列的条件，这些条件无外乎是三个。
一、我们怎么去寻找一个具有一个优势区位条件的空间环境来实施我们的产业升级；二、我们怎么寻找一个具有国际接轨的开放环境实施我们的产业升级；三、我们怎么找一个具有高端科学技术、现代服务业支撑的要素环境来支撑我们的产业升级。从这一点坦率来讲，中国沿海地区的许多城市多多少少都具备的浙商产业升级所需要的这些条件或者是环境，并且都各有自身的特色和优势。珠三角的广州、深圳、长三角的上海、杭州、宁波等等，但是我想，天津无疑是具有这三大环境条件最好的大都市之一，而且就我个人来看，更重要的是天津在这三大环境条件的组合优势方面是有它自身的特色的，而且天津在这三大环境条件改善方面的潜力是非常之大的。这是我本人的一个初步判断。
天津是国家发展战略意义上的新特区，国务院所批复的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方案，这个方案的实施以及相应的企业制度、科技体制、涉外经济体制、金融体制、土地管理体制、城乡规划管理体制、农村体制、社会管理体制、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管理体制、这十大方面的天津所确定的体制改革，在我个人看来，尤其是金融、涉外和土地这三大体制的改革将有可能为我们浙商在天津的发展提供巨大的制度创新的动力。
刚才，天津的记者采访我，说天津滨海新区要真正成为一个不仅是京津唐的核心、环渤海湾的核心，中国北方的经济核心、甚至是中国的第三经济增长极，他说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体制的创新，而体制的创新我个人举出了三个东西，就是金融、涉外和土地，我认为这三个是最关键的，如果在这三个方面的创新正像天津市委市政府领导所说的，我们要敢于一趟改革的深水区，并且取得成就的话，我想这个地区的发展肯定无可限量，同时它也为浙商在这个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商机。
其次，天津是有着良好港口资源和工业基础的城市，天津的工业基础、产业基础是能够比较好的来适应中国需求结构转换之后的所要求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它的港口和交通设施的大力建设，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的大力建设，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基地的建设以及它所确定的产业发展的重点，例如电子、信息、汽车、化学、新能源以及环保产业，这也将为我们浙商进入天津的发展创造一个更有利的区位和空间的条件。
第三，天津滨海新区是一个国家级的综合试验区，它具有国家级的开发区、国家级的保税区，海洋高新区，出口加工区等一批国家级的功能经济区，天津市目前正在加快建设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政府的管理体制，并且努力的使得它的经济运行方式和世界经济迅速接轨，在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依托它的高效优势，培养了一批掌握国际先进技术和通晓现代管理知识的这种外向型的人才。这样的环境为浙商在天津的发展构筑一个更开放的环境。
最后，天津处在京津唐地区，这个地区拥有国内一流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储备着大量的科技和管理方面的人才，而且天津现在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发展现代的金融业、科技、信息服务业以及会展、中介、咨询等有关的生产性服务业。这也将为我们浙商在天津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完善、更高端、更强有力的生产要素的支撑体系、支撑环境。
总之，天津的迅速发展，以滨海新区为代表的天津的迅速发展将为浙商的转型带来新的机遇，而浙商的积极进入也将为天津的迅速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将为津浙两地经济的互动带来新的机遇，开创出一个互利、双赢的新的发展格局。
我想在我们中国改革开放未来的历史将会证明，天津在成长成为中国经济第三发展极的过程当中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作出的巨大的历史功绩，同样，历史也不会忘记我们一代新浙商在天津的发展过程当中所作出的骄人的业绩。
谢谢大家！(掌声)
论坛还以全国浙商如何面对天津滨海新区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参与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为主题进行了巅峰对话。与会各省市浙江商会会长和全国知名浙商纷纷表示，将抢抓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机遇，充分发挥浙商优势，积极参与滨海新区的开发建设，实现共赢发展。
论坛期间举行了天津、北京、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辽宁七省区市环渤海浙江商会联盟启动仪式。出席论坛嘉宾还实地参观考察了东疆保税港区和响螺湾商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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