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传统制造业步入艰难寒冬。7月初，中央高层先后到多个沿海省份考察，参观的大多数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透露的数字称，温州有近两成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企业资金紧张，民间各种拆借行为因此盛行。在此背景下，浙江率先在几大城市推出小额信贷公司试点，被舆论评价为是很有希望将地下金融阳光化的尝试。

        温州经济被喻为全国民营经济的风向标，同时也是当下最具活力的民间投资的晴雨表。8月中旬，温州市出台“金融八条”，力图为中小企业“补血”。在此之前的7月13日，浙江省政府正式启动了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这是浙江首次以文件制度的方式承认民间贷款机构的合法地位。这些创新的融资举措背后，是民营中小企业资金链吃紧的集体困境。

　　今年以来，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传统制造业步入艰难寒冬。7月初，中央高层先后到多个沿海省份考察，参观的大多数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透露的数字称，温州有近两成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企业资金紧张，民间各种拆借行为因此盛行。在此背景下，浙江率先在几大城市推出小额信贷公司试点，被舆论评价为是很有希望将地下金融阳光化的尝试。

　　昨日记者获得最新信息，温州已向浙江上报了部分小额信贷公司的试点名单，牵头者多为大型制造企业。

　　打工更艰难了

　　厂里订单下降，郭林林不得不离开，今年以来，他已经换了三家工厂。来自贵州的郭林林，正考虑要不要听父母的话，早些回到故乡

　　郭林林是“80后”，他每天穿着雪白的衬衣，到温州劳务市场找工作，已经徘徊半个月。今年以来，这个青年已经换了三家工厂。最近的一份工，是在当地一家中型制鞋企业。最近两个月，厂里订单下降，郭林林不得不离开。

　　像郭林林一样的外来务工者，在温州绝非个例。7月的浙南，酷热像一个巨大的蒸笼，把城市包裹的严严实实，这是传统的招工淡季。但今年，酷热无法阻断求职心切的务工者。

　　王瓯翔是温州市劳动保障局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副书记，他的感觉更直观，去年此时，从二楼往求职大厅探望，人头历历可数，现在却是熙熙攘攘的人群。王提供给本报的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在该市劳务市场登记的求职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了一成，但用人单位提供的就业岗位却少于往年。

　　温州劳务市场的悄然变化，正在反衬着长三角宏观经济面的变化。

　　上月初，温州龙头鞋企康奈接待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全国政协副主席黄孟复和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率领的三个调研团。康奈新闻发言人魏炎鑫参加了调研，他对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一席话印象非常深刻，它们被完整记录在笔记本上―――“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一批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对解决就业、稳定大局，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这种影响并非空穴来风，据统计，中国经济80%的就业需要依靠中小企业，而温州的中小企业就容纳了280多万外来员工，郭林林正是其中一员。

　　“在城里打工更艰难了”，作为一个体力劳动者，郭林林会很自然地关心猪肉的性价比，他发现食堂猪肉分量比从前少，价钱还更贵。事实是，今年以来，郭林林的工资更高了，但并不能完全抵消生活成本的上升。

　　而人民币的通货膨胀也令他感到异常沮丧，原本打算一年存5000元，干几年就可以积攒回家做小生意的本钱，但他现在必须再多干几年。这些都打击了他在大城市里打工的积极性。来自贵州六盘水的郭林林，正考虑要不要听父母的话，早些回到县城。因为他说，他的账已经算不下去了。

　　苦苦支撑的亏损企业

　　叶剑波的中型眼镜制造公司雇了200工人，今年以来，5%的利润率慢慢蒸发。直到5月，利润削减为负数，厂里六成工人被遣散

　　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老板们，比如正在苦苦等待转机的叶剑波，手里也有另一本艰难的账。

　　在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温州，叶剑波经营着一家中型眼镜制造公司，她的工厂雇了200工人，这家厂生产的眼镜价位在几元至几十元之间，是温州传统制造业的代表。

　　他们也是微利的代表，除开人工、原料、管理成本，这个厂每年出口到巴基斯坦、印度、中东的眼镜，可以为叶剑波带来5%-7%的利润。

　　在最近几年，这个利润率只是中国GDP的年均增速的一半，但它仍然能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支撑企业运转。

　　然而今年以来，5%的利润率慢慢蒸发。按美元结算的订单，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值钱，客户们委婉地告诉叶剑波，仓库已经堆积了一大批眼镜，短期内不会再有订单。直到5月，叶剑波的利润被削减为负数，这个昔日红火的制造企业正式进入亏损期。

　　厂里六成工人被遣散，叶剑波一个月发给他们600元作生活费，期望维持和他们的联系，以便随时复工。她努力让自己作为一个管理者的形象显得有底气，然而，她内心无法平静，这个只保留了80工人、规模压缩到一半的企业，一个月仍然要承受20万的亏损。

　　叶剑波不得不改变自己的预期，她只希望工厂能生存下去，只要出厂价能抵平工人工资和原料成本，她就会欣然接受。但这样的订单也似风毛鳞角，前两天刚接了一笔生意，她又算了一遍，发现一副眼镜还要亏5毛钱。

　　她不知道自己的企业还能支持多久，所以只能等待秋天传统旺季的到来，或许给整个眼镜行业带来好运气。而现在，她能感觉到的只是同行接连倒闭的唇亡齿寒。

　　“两成停工”背后

　　温州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尊贵的客人。高规格、高密度的调研背后，是中国制造型企业面临的集体寒冬

　　叶剑波面临的困难是温州民营经济的缩影。作为民营经济的风向标，最近几个月，温州的变化前所未有。

        7月起，中央领导频频调研中国经济的诸个发动机。温州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尊贵的客人。温州人从未见过如此多重量级人物如此密集地“空投”温州，他们已经嗅到了空气中不同寻常的味道。继国务院和各部委相继到温州调研之后，7月28日，由财政部企业司司长刘丽娜和国务院研究室信息司副司长向东牵头的调查组再赴温州。

　　高规格、高密度的调研背后，是中国制造型企业面临的集体寒冬。

　　“这是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温州鞋革行业协会秘书长谢榕芳这样解释寒冬的意义―――上半年温州有将近10%的鞋企倒闭，下半年估计还有一批。她说，十年前火烧温州鞋也很困难，但和现在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从打火机到皮鞋，从眼镜到服装，今年以来，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传统制造行业步入艰难寒冬，“企业倒闭潮”如潮水一般见诸媒体。今年3月底，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市委研究室研究员周德文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透露了一个数字―――温州有近两成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

　　这个数字迅速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表，温州的一举一动都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两成停工，这个数据是没有问题的”，周德文向记者强调，“我并非唱衰温州经济，地方领导要敢于正视现实，才能未雨绸缪”。他本人已经向温州市政府打了一个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状况的正式报告。

　　周德文是温州模式的代言人，作为本土经济学者，他本人已融入温州特有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从2007年底，在和小企业接触中，他察觉到温州企业面临的种种压力。这一切令他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