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秋的早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一间出租屋内，清晨5时，闹铃准时响了。施艳摸索着从床上爬起来，找出一件长袖衬衣穿上，简单的洗漱之后，她特地在镜子前画了画眉毛，便匆匆出门了。

　　施艳捂着一块钱买的包子说，“能简单就简单，现在像我们这样的工人，吃不上早饭的多的是。”她现在中午吃泡面，晚饭是馒头就咸菜。

　　20岁时，施艳从苏北灌云来到常州打工，8年来，她一直在纺织厂里做挡车工。

　　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营企业得以迅速发展，像施艳一样的亿万农村青年离开土地，涌入城市，成了特殊身份群体――农民工，他们超时工作，工资低廉，没有社会保险，没有节假日。

　　正是靠着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中国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纺织服装等技术含量低的传统行业夹杂着农民工的代价，迅速成为中国外贸的主导产业，为国家换取了上万亿美元的外汇。

　　但在施艳看来，能到厂里打工，虽然苦一点，但比在家种地收入好一些。

　　而施艳工作和生活的常州地处苏南，是中国丝绸重镇，是中国现代纺织服装出口企业的聚集地。改革开放以来，这里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长三角”成为中国制造的前沿阵地，产品出口遍布全球。但去年底开始，在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中国国内产业升级的影响下，苏南纺织服装行业进入了寒冬，面临着又一轮考验。

　　失业潮袭击纺织服装工人

　　去年六月，山西黑窑工事件被揭开，农民工待遇终于突破重重障碍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今年一月，旨在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企业要为工人缴纳社保，加班工资双倍。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让施艳有点兴奋，她们可以享受和城里的工人一样的待遇了。可不久后，一个坏消息也在开始在企业蔓延，“珠三角”大批企业破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企业。

　　今年年初开始，镇里一些企业相继出现停工、倒闭，企业开开停停，老板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施艳心中有一丝不安，她担心，企业会不会倒闭，自己会不会失业呢？

　　正常情况下，施艳每个月上20个班，工作12小时休息24小时，工资1500元。年初开始，工厂一直开开停停。8月份她就上了18天班，拿了600多元工资。施艳叹息道，“吃吃喝喝哪够花啊，我从家里带了2000块钱，现在花了1000多。”

　　从6月开始，和施艳在厂里一起工作的几个姐妹，就零零散散地走了。半年前厂里还有17个人，最后缩减到6人。

　　半个月前，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老板把厂里的24台机器卖光，她失业了。

　　施艳每天到湖塘镇中医院对面的招工市场找工作，半个月来，她每天早出晚归，一直找不到工作。她发现，最近一段日子，门前路上来往的人少了，住处周围的出租民房逐渐空了，很多人搬走了，“要是再这样，过几天就回老家吧。”

　　越来越多的企业倒闭，越来越多的人失业，老板们招工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工资低不说，还要技术好的年轻人。施艳也去看了几家纺织厂，工作时间太长，工资又低，实在没法干。

　　这些天来，施艳一直很焦虑。此时，她宁可没有社保和双倍加班工资，也不愿失业。

　　施艳的老乡彭海英的处境更惨：两口子和今年上小学六年级的儿子挤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屋子里。9月中旬，彭海英从干了13年的纺织厂出来了，7月份才上了6个班，8月份更少，一直停工。夫妻俩加起来每月收入不到2000元钱，生活陷入了困境。除了生活必需品，开销能省就省，“家里孩子正在长身体，都没钱给他补营养。”彭海英说着，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彭海英丈夫所在工厂也不景气，尽管开开停停，但他还是留了下来，毕竟上一个班还有80块钱。彭海英说，现在有很多人都这样艰难地维持着，她还有3000多块钱的工资没领回来。

　　9月25日，在无锡劳动局人才市场上，39岁的裴红云失业已经整整三个月了。今年6月，她和工厂的500多工人一起下岗了。

　　“做了这么多年，突然失业了，心里空空的。”裴红云打听过很多家工厂，跑了6次劳动局的服务大厅，还跑了10多家职业中介，每次都失望而归。小学文凭的她，只能去找一些体力活，很多中介嫌她年纪大，干不了重活。

　　据政府部门传出消息说，今年，常熟市比去年减少了近10万农民工，无锡市上半年减少了6万农民工。

　　施艳和同伴们都很迷茫，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回家吗？农村的生活已经不习惯了，回去了又能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