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范生――浙江改革开放30年全记录》作者胡宏伟谈浙江经济现状

　　如果将浙江比喻为人，浙江就是一个“自己的双脚站在自己的土地上”的人，上半身开始参与全球化，但下半身极度本土化。所以，同样遭受冲击，浙江只是上半身摇晃，下半身还没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不会面临整体的生死考验，浙江的企业家虽然会有所改变，但不会洗心革面――基于民间自觉的转型升级希望依然渺茫。

　　广东和浙江，代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两种模式。前者更外向型，后者更扎根本土。在金融海啸肆虐之际，这两种经济增长模式都在经受考验，但冲击的程度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意味着什么？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启示又是什么？

　　胡宏伟，在最近出版的《中国模范生》一书中，记录了过去30年浙江如何从一个自然资源贫乏以及国家投入很少的省，发展成中国最有经济实力的省。面对金融海啸的冲击，浙江的现在怎样，未来又在哪里，浙江还会不会继续她的模范生生涯？最近，胡宏伟与本报分享了他的思考。

　　南方周末：去年以来，从浙江传出的好消息不多，给人印象，在全球危机下，中小企业如海上小船，风雨飘摇，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你近距离观察、记录浙江经济二十余年，对当下是什么判断？

　　胡宏伟：我可能比大部分人都乐观。浙江民间财富力量本来便是荒地里自发、自由生长的“杂草”。物竞天择的大自然早已赋予其不惧风霜、兴衰进化的昂扬野性。为之担忧，大可不必。

　　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相比，现在的困难远不能冠以“前所未有”的形容。那时水分、空气都不足，野草尚能从土里挣扎着生长起来，长到今天，无论晴天、阴天、雨雪天，草总是要长的。现在不过是遭遇雨雪天而已。

　　去年上半年，有各种关于中小民营企业停产、倒闭的数据传出来。关于数据，我有自己的看法。气温变冷时，动物会活动不频繁，或者干脆冬眠；有风暴袭来，植物可能会贴近地面生长、蛰伏，扎得很深的地下根系保证了它们的存活。由于太小太弱，经历了太艰难的成长历程，浙江的民营企业，如野生动植物一般，有着极强的生物性的自我保护功能。

　　数据或许是真实的，但企业的生与死之间存在着过渡带，边界模糊。在遭受外来冲击时，许多中小企业关门以待。作坊、工厂或许不存在了，但资金、创业欲望、经验会消失吗？除非外部环境恶劣到超越他们的一切天性，否则浙江人不到地老天荒时不会放弃重新再来。这是经济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带着这样的理解去看待数据，或许就不会停留在企业生和死的表象上。

　　南方周末：如你在《中国模范生――浙江改革开放30年全记录》一书中所写，过去30年，浙江民间力量的生命力已得到充分证明。没有人认为，浙江经济将一蹶不振。但不可否认，自2007年年底以来，中国制造业整体遭受着产能过剩、成本上升、需求萎缩的冲击，有经济学家将目前视为“去产能化”过程。你如何看待这一过程中的浙江经济？比如，与广东相比。

　　胡宏伟：浙江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的冲击没有广东明显，浙江企业独立生存的能力比广东企业强。

　　广东经济以外来资本的植入为主要特征，从一开始，广东就参与了全球化，到现在，大部分产品是为国际订单而生产，它参与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远高于浙江。在经济中，内生力量的作用小于外生力量，这使得它受外界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西方经济危机对它的打击更直接、更强烈――外需一旦下降，整体制造业就要遭受挤出之苦。

　　浙江则是另一个版本的故事。虽然“浙江制造”同样极富竞争力，但某种意义上说，浙江的财富不是“造”出来的，而是“卖”出来的。浙江财富积累始于国内低端市场，最初是从中国的“三边”(东北、西北、西南)开始的，到1990年代末期，浙江才开始加入全球化，到目前，浙江的对外开放仍是太慢――一个省的引进外资不如苏州一个市。

　　浙江商人是流通性的族群，数百万人像水一样漫过中国各地、世界各地，无孔不入。生产上他们仍是以我为主，只是把自己生产的末端产品拿出去销售，他们与世界的联系主要是产销。目前，浙江制造中，外销只占50%。

　　在这儿，经济中内生力量的作用远强于外生力量。制造业的资金来源于民间积累、经营理念是自我摸索而来的，营销模式和制造业流程都是本土化的。如果将之比喻为人，就是一个“自己的双脚站在自己的土地上”的人，上半身开始参与全球化，但下半身极度本土化。所以，同样遭受冲击，但浙江只是上半身摇晃，下半身还没动。

　　南方周末：参与全球化的程度不够深，因而在全球危机中遭受的冲击要小一些。这是浙江的幸运还是不幸？

　　胡宏伟：我更愿意把它视为浙江的缺陷。

　　正在发生的经济下滑，不会给浙江带来致命冲击。基于本土的韧性，浙江经济仍会在既有的惯性作用下往前滑行，不会大伤元气，伤亡惨重。这有内在的合理性。

　　但另一方面，由于不会面临整体的生死考验，浙江的企业家虽然会有所改变，但不会洗心革面――基于民间自觉的转型升级希望依然渺茫。

　　在我的书中，结束部分我提了“浙江三问”，其中一个问题是，现代经济的文化竞争力从哪里来？

　　目前在前台的浙商依然以第一代企业家为主，据不完全统计，在第一代浙江创业者中，80%出身农民。就文化教育程度而言，50%小学；30%初中；10%高中；大学几乎为零，还有少数为文盲。这个人群有悟性和行动力，勤奋而坚韧，但有一个先天制约：他们缺少现代知识框架，大脑没有经过现代化改造。

　　勿需回避，从知识型文化的观察坐标衡量，浙商群体尚未实现“有钱人”和“有文化的人”的统一。这一现状对浙江经济最大的暗伤是，以价格低廉为基本特征的企业竞争策略长期盛行；产业同质、跟风克隆、品牌意识淡漠挥之不去；自主创新、技术进步的理念始终难以真正深入人心。困扰浙江经济已久的诸多痼疾，其实均可以从“文化”两字上找到病根。

　　在我看来，浙江经济的真正挑战不在当下，而在未来。短期，走出经济下滑的泥潭很容易，痛苦并没有那么大，但还会带病上路。下一个三十年，是浙江真正痛苦的转型期。

　　浙江民营经济的草根性，是其走到今天的主要助力之一，但同时限制了现代性。人给自己动手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第一代浙商很难超越自我的限制。这应该是下一个三十年的主题――通过一两代人的努力，打破“富不过三代”的历史魔咒，完成现代性的改造，使浙江企业真正参与全球竞争。

　　30年的“全民言商”，已经使浙江人实现了从普通人向商人群体的跨越。但如何进一步实现向敬畏契约与制度、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商人群体的跨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惟有实现第二步跨越，浙江经济才会是真正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