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杨建华的观察中，“文化基因”和政府的“不阻止”，是浙江省的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发展的最好动力，这也是浙江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真实原因。可是，在企业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无为而治”的政府形式不一定是最好的形式，政府主动出击，采用的各种“让利于民”的方式，则是保证浙江省民营企业能够升级换代的基础。

　　地方政府的让利空间

　　过去周建设在萧山众多的企业家中间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他的企业做得大，也不是因为他先后换了3辆宝马车，总是用宝马的最新款来武装自己，而是因为他的特殊言论。与那些热衷于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企业家不同，他总喜欢在各种场合宣传自己与政府部门的不合作，“我是从拉板车做起，一直到今天开宝马，我怕什么”。

　　他个子不高，嗓门很大，加上招摇的宝马7系的座驾，结果萧山有一半的企业家都认识他。前些年，看见别人经常跑政府，他把粗壮的脖子一梗，说：“那算什么本事。”

　　在他的记忆中，自己包装材料厂的发展壮大几乎全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当年建厂拿地是按照萧山的本地政策，没什么特别优惠待遇；银行贷款是送上门来的，几家银行都想贷款给我，我也没有请客吃饭；产品销售几乎靠国外订单，不用走政府的路子。所以，我的企业发展是完全靠市场运作的”。

　　他和当地政府部门发生日常关联的是税收，周建设一直宣扬税太重，他对我说：“2008年前，内资外资的所得税尚未并轨，我觉得特别不公平，加上企业的增值税没办法抵扣，要交那么高的增值税，都不愿意扩大生产。”

　　他用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穷民富政”来形容当时的税收政策：“好像怕企业家富裕了，就会拿钱去吃喝玩乐似的，其实多留一些钱在民间，我们也不过就是扩大再生产，不会拿去赌博。”

　　这是他从2002年发家到2007年底之前，一直大力宣扬的理论。

　　萧山县经发局经常举办企业家培训班，请来讲课的全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有一次一位教授的讲话点醒了他，这位教授说，过去浙江模式的典型特征就是政府“无为而治”，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浙江当地政府靠这种方法回避了政治风险，又获得了高额的企业税收，这在当年是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可是今后不能再这样，而是要做好政府该做的事情，利用制度创新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周建设只听进去前半段，更加深了对自己的肯定，所以他经常宣扬：“我们就是靠政府什么都不管才做大的。”可是2008年上半年开始，他对自己这番话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萧山的出口企业特别多，周建设的企业生产的产品一半销往美国，剩下的客户来自日本、欧盟和香港地区，而他生产的原材料则很多来自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结果，最先受到的是原材料和劳动力双重涨价的因素影响，接下来就是订单大减，“2008年5月，订单已经减少到一半，结果我的资金链面临断裂”。

　　本来浙江萧山的商业环境非常之好，“你叫得出名字的、叫不出名字的银行全部在这里有分行，还有没条件设立分行的银行也在这里的宾馆长包房间，做一些金融业务，想尽办法让我们贷款。可是2008年中央三令五申银根紧缩，那些银行的熟人全部不见了”。

　　不仅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无法贷款，而且从小银行也贷款困难，最紧张的时候，周建设把女儿的宝马车卖掉来维持工厂的运转。而且更麻烦的事情发生了，他替朋友工厂做担保，从民间信贷公司那里贷到了一笔800万元的款项，结果朋友的工厂在2008年5月宣告破产，朋友逃到外地。他内忧外患，“想死的心都有了”。

　　可是企业债务复杂，“要是我也关门，就会被债主把门槛踏平，开在那里，别人总觉得还有希望”。加上对银行贷款还没有死心，所以，周建设一直坚挺在那里。这时候，他开始关心政府动向。“2008年上半年全国都在喊制止通货膨胀的时候，我们浙江省政府开始呼吁要中央对浙江的小企业输血，我听了省工商局长的讲话，一点不官派，很真实，也很感动人。”政府还多次把企业和银行拉在一起座谈，“动员银行贷款给我们”。

　　2008年上半年，浙江省的副省长去了几次北京要政策，要求对浙江的民间借贷制度放松，终于在6月份，小额信贷制度在浙江若干城市试点。

　　萧山区政府还搞了“应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周建设很有兴致地研究了一番，他的企业属于区里规定的“优秀成长型企业”，可以在资金周转不灵的时候向区财政局申请贷款。“总规模有5亿元，暂时周转是够了。”他觉得，“好听点是救企业，说难听点也是为了政府的税收。”不过不管好听难听，企业还是直接的受益者。他的企业也暂时缓了过来，“春节后的情况远不像想象得那么糟糕”。

　　周建设觉得，浙江省各级政府的态度，在台州的“飞跃事件”中有了转变――世界最大的缝纫机制造商“飞跃”集团2008年中面临倒闭，当地政府及时进行了救助。绍兴市政府也在若干大型民企面临破产的情况下进行了政府担保，由政府出面和银行谈判，并且为困难企业支付最近一段时间的银行贷款利息。“政府算是强势介入。”周建设这回是由衷地说。

　　按照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的看法，不是经济危机改变了政府态度，而是浙江省政府最近几年正在从“无为状态”积极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无为就是什么都不做，该管的也不管，而服务型政府就是划清界限，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摈弃“人格化交易”。“政府并非无所作为，重要的是做好应该由政府做的事，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史晋川对我说。

　　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的观察中，浙江省政府并不是由于此次经济危机才有所行动，“由于浙江省民间资本力量强大，所以历届政府一直在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去年4月份开始，在全国还在担心经济过热的情况下，浙江省政府已经先知先觉地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他一直在浙江各地讲课，对各地政府和企业的政策调整有很深的了解。

　　小额贷款制度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催生的。像浙江这样市场化程度高的区域，已经很不适应国家统一的金融政策。“虽然现在信贷制度已经放松了，貌似这个问题没这么严重，可是当地政府没放松，谁拿了牌照都是欣喜若狂，因为这意味着中央统一的财政制度中为地方打开了缺口，今后地方可以靠这项制度来调整资金短缺问题，尤其是在民资充裕的浙江。”吴晓波说。

　　浙江省政府尽管无力改变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政策，可是，在这一步上如果成功，则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大的对企业扶持的空间，相比起目前进行的“减少行政收费”、“企业减负”等行为有更深的意义。

　　去年底，周建设开始主动和税务部门打交道，这次打交道的过程让他很惊喜：“税务局的人给我讲政策，说可以重组我下面的企业业务，结果省下来100多万元的税收。”税务局的工作人员还告诉周建设，从2008年开始，中央政府的税收政策开始了系列改革，不仅是企业所得税下调，还要从2009年开始系列的增值税的抵扣制度，就是说，如果他买机器扩大再生产，这部分支出是可以抵扣增值税的。“所以我把买机器的计划延期了，今年初我买了500万元左右的机器，这部分抵扣到增值税里面了，企业少支出100万元左右。”

　　周建设这才觉得，自己需要重新审量政府部门的作用，“原来他们还能帮我减轻负担。减轻负担的直接结果就是我的投资扩大，说白了还是对地方发展更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