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成为中国的首富是情理之中的事，但他们中的一部分应该脱离实体成为更高层次的“资本家”，这是浙商转型的一个方向，也是浙江整体经济突破的一个方向

　　自中国有了“富豪榜”以来，“中国大陆首富”就四次花落浙江省，2003年、2005年分别由网易丁磊、盛大陈天桥摘取桂冠，而2010年则被称为“水中蛟龙”的宗庆后采得。在过去的10年中，广东8人次荣登首富，以28%的首富榜比例排名第一，浙江以4人次获得首富占14%，位居第二。

　　纵观中国大陆首富排行榜，浙商成为首富似乎更显特点丰富：互联网、网络游戏、饮用水等等或传统或高新的产业，均能做到上榜，其成功的密码，用盛大网络CEO陈天桥的话来说就是四个字――“专注，节奏”。有研究专家表示，浙商成为中国的首富注定是情理之中的事。

　　事实上，浙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创富传奇经历了两个阶段和两个派别的轮替，并由此形成了两种力量的对比及融合。分水岭是2000年，2000年以前是草根派的天下，万向集团鲁冠球、娃哈哈宗庆后、正泰南存辉、吉利李书福、传化集团徐冠巨、西子集团王水福、新光集团周晓光、华立集团汪力成、德力西胡成中、复星集团郭广昌、美特斯邦威周成建等等浙商名宿，均早已资产过亿。从2000开始，随着互联网产业在中国快速兴起，出身科班的马云、丁磊、陈天桥、孙德良们，打开了新经济互联网的大门，无论从速度还是规模来看，网络经济新贵们的发展绝不逊于已占山为王的草根派，成为一支新的商业领导力量。

　　改革催生的草根派

　　目前的主流浙商依然是生于上世纪40～60年代的一批赶早的人――鲁冠球、宗庆后、汪力成、周晓光等企业家都经历过文革，动荡不安的社会、清贫的生活、物质的匮乏是他们对那个时代最深刻的记忆，旧体制对创造力的束缚使他们不甘简单而清苦的生活，在那样的时代他们的原始积累充满了更多的艰辛。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政策之风很快吹到浙江这个同样穷困的沿海省份。1945年出生的鲁冠球正是浙商中典型的一位。

　　15岁就辍学的鲁冠球先后搞起了没有挂牌的米面加工厂，打铁铺，修自行车等小生意，这些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对机修的经验，以及他在当地村民中良好的口碑。1969年，鲁冠球迎来了一个接管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的机会，尽管这个农机修配厂是个烂摊子，厂里的万向节等产品大量积压，但头脑灵活的鲁冠球通过参加展销会、降价等方式，逐步打开了产品销路，并经过10年的打拼，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

　　1980年开始，他调整战略，专注于万向节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通过加强管理、提高质量，成为全国同行中的佼佼者。而同时期，宗庆后，汪力成、周晓光等企业家也开始从无到有，慢慢积累起原始资本，并在逐渐好转的消费潮流中打开了产品销路，建立起了一定的市场网络基础。

　　1990年后，鲁冠球带领万向开始了集团化、国际化和资本化的运作，在美国建立公司，并于1997年成功将产品打进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成为其零配件供应商，2001年收购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UAL，进入美国资本市场。至今，鲁冠球已将近30家海外汽车零配件企业收入囊中，万向也由此成为一家国家化的企业。

　　不管是鲁冠球的汽车零配件行业，宗庆后的饮料行业，汪力成的电能表行业，周晓光的饰品行业，还是南存辉的低压电器行业，这些企业家的事业从零开始的时候，都面临着一些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压力，早期的创业积累过程是艰辛的。他们虽然在动荡年代都没条件在学校念好书，但社会这所大学教会了他们一切，做人、做事，如何坚持和获取机会。在一个什么都能做、做什么都可能成功的时代，明智的企业家通过有效借助政府的改革开放优惠政策，紧跟国民的消费节奏，逐渐成长为浙商的先锋和先导。

　　从草根成长起来的老一代企业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从事的实业在那个年代看来都是并不起眼的小产品。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做实业是因为没有选择，但这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周晓光还在义乌摆地摊的时候，她从没想过将来还能把饰品做到几十上百亿的规模。上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那些小商小贩跟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顺势而为，专注、坚持并把握每一次产业发展的机会，今天都有所大成。

　　互联网时代的学院派传奇

　　浙商的新经济代表，当属立足互联网的马云、丁磊、陈天桥以及孙德良们。这批互联网催生的一代新经济企业家，出生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其经历相对比宗庆后、鲁冠球们要顺利，他们基本上都安稳地上完大学，毕业后要么接受国家分配的工作，要么跳槽做职业经理人。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对于马云、丁磊他们来说，成为大企业高管的机会非常多。但在马云看来，如果有10只兔子，应该抓哪一只呢？有些人一会儿抓这只，一会儿抓那只，最后可能一只也抓不住。机会太多，只能抓一个，抓多了可能最后什么都抓不住。很显然，如果他们进入浙商草根派企业家们已经做成熟的领域和行业，机会肯定要大打折扣。

　　互联网的出现，让.com成为投资者们最时髦的话题。马云、丁磊、陈天桥、孙德良他们用新的思维不约而同地看到了互联网在中国市场的空白，而空白就是机会。马云、丁磊、陈天桥这些学院派本来都有一个稳定的“铁饭碗”，但在上网冲浪后产生了创业冲动，于是以各自的方式辞去令人羡慕的工作，进入互联网业，并在各个不同细分领域做到了极致。

　　互联网创业的速度无疑要大大高于传统产业。1999年马云创建的阿里巴巴，经过3年时间就达到了收支平衡。更为重要的是，马云以互联网的方式为传统产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让互不相识、远隔万里的企业之间实现了低成本的商业合作，为万千商人提供了崭新的电子商务模式。而他的淘宝网正在改变着人们的购物方式，网购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2009年度，淘宝网2000多亿元人民币的网购交易额，使淘宝网上商城成为中国零售业的巨无霸。马云创建的互联网商业模式为企业、商家和消费者个人提供了强大无比的销售与购物的平台，这个强大的平台每年的高速成长态势，使马云登上中国首富宝座只是个时间问题。

　　1995年，丁磊在辞职离开宁波电信局后南下广州，在两年中先后跳槽三次，怀着对互联网的痴心，1997年年中他下定决心单干，创建了网易。经过两年的苦心经营，网易逐渐成长为中国最知名的门户网站，通过售卖网易邮箱系统和广告，丁磊快速积累起了原始资本。2000年，网易登陆美国纳斯达克股市，随后在短信、网络游戏业务方面高速增长。2003年，丁磊以10亿美金的身价成为中国第一个靠做互联网，并在短短6年就登上首富之位的创业者。

　　丁磊的传奇故事在陈天桥身上再次上演。这位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在1993年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进入上海陆家嘴(19.21,-0.73,-3.66%)集团工作，后被委以副总经理的重任。在陆家嘴的5年中，陈天桥零距离地接触了互联网，对网游爱好使他成了狂热的游戏大玩家。在1999年的互联网热潮中，陈天桥创建盛大网络，并很快得到中华网300万美元的投资。中华网撤资后，善于发现机会的陈天桥立即引进韩国的《传奇》等网络游戏，拯救了濒临关门的盛大网络。2002年，主营网游的盛大实现利润1个亿。2004年，前微软中国总裁唐骏加盟盛大后，推动盛大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2005年，陈天桥以150亿元的身价荣登中国首富，成为继丁磊之后的浙商第二位首富。

　　而目前处于潜伏期的孙德良并不为业界人士熟悉，他在互联网领域开创了垂直专业门户网站的先河。1998年，孙德良受其在化工企业上班的同学收集的全国上千家化工企业老板名片的启发，创建以服务化工企业为主体的垂直专业门户网站中化网，成为化工行业的门户平台。孙德良先后并购了中国纺织网、国际纺织网、中国医药网和中国农业网等多个国内外知名的专业电子商务网站，2006年在深交所上市，其公司“网盛生意宝”成为中国最大的垂直专业网站开发商。近几年，孙德良在北京、上海、广州、韩国、美国、欧洲等地遍设分支机构，形成辐射全国及海外的市场和服务体系。有业界人士认为，孙德良开创的垂直专业网站将成为中国互联网的又一个“富豪批发站”。

　　浙商前路仍迷茫

　　传统产业和新经济催生的浙商富豪还能延续他们的传奇吗？

　　浙商研究专家、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史晋川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浙商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对做实体产业情有独钟。浙商基本上都是通过做实体产业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并形成商业资本的，这一步浙商做得非常成功；然后他们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这第二步也是很成功的。“但是在近10年中，能把产业资本转为金融资本，再积聚大资本并反馈回来发展大产业，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成功案例和迹象。”史晋川教授表示。

　　其实，浙商一直在努力着进行或大或小的改变。在航空领域，王均瑶从包飞机到创建吉祥航空，成为民营航空中的耀眼的一员；由小信用社发展而来的银座、泰隆等民营银行经过多年的坚持，进入杭州、上海等大城市广设分行，不断取得金融业方面的突破；新湖集团的黄伟打造的“新湖系”开始在资本市场崭露头角，郭广昌的“复星系”早在3年前就在资本市场形成了涵盖生物制药、钢铁、房地产、信息产业、商贸流通、金融等多个领域的庞大产业链条，商界常青树鲁冠球的万向集团在4年前也开始将触角伸向金融、农业等领域，并扎稳了脚跟。雅戈尔(11.62,-0.94,-7.48%)集团李如成制定的“三驾马车”战略――服装、房地产、投资金融三大领域业已取得较好的整合成果。在互联网领域，陈天桥、丁磊、马云、孙德良也不断在自己的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并随时兼并关联企业进行扩张，以稳固自己的地位。

　　对于浙商一直尝试在经营领域进行的一些新突破，史晋川教授认为这是对原来的体制、产业准入等管制的一种挑战，比如在基础建设等方面，民资也千方百计进入“跨海大桥”这样的项目。

　　“浙江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浙商普遍想进入新产业、新领域，但碰到了两个现实问题。”史晋川教授认为，首先是面临国家的准入难题，在某些产业，国家的政策表面看来是准许进入的，但实际上仍存在天花板、玻璃门。国家允许准入的一些产业，一般有较大的资金或规模经济的门槛要求，这些门槛未必是国家政策有意识地阻碍民企进入，但其产业确实与其规模经济要求相适应，比如煤炭业。第二个难题则是融资手段的缺乏或者落后。当有机会进入新产业，但浙商往往缺乏有效的融资手段，缺乏相应的理念去做资本家融资的事情。这必然导致浙商力量的分散。

　　史晋川教授表示，“把分散的产业资本集中起来成为金融资本，然后转换成为大的产业资本，在这个能力上我认为浙商是存在问题的。”

　　浙商的心态比较现实，他们缺乏做资本家的雄心，即使他们做资本运作，最终也都还是要回归实体产业，最典型的莫过于“丁磊养猪”。因为“他们对具体的产业都太软”，史晋川教授直言，浙商目前的实体产业距离“企业安全”还有很大的距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的形势下即使要真正做大做强实体产业，也离不开“资本”。因此这几年尽管浙商在努力发展，但对于整个浙江的经济转型形势，却没有很大的亮点。“这显然和资本及融资方式有关，浙商是很成功的商人、企业家，但他们中的一部分应该可以脱离实体产业成为更高层次的‘资本家’，这是浙商转型的一个方向，也是浙江整体经济突破的一个方向。”史晋川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