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发展模式、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迁等方面具有令人赞叹的浙江特色。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浙江经济新年论坛以浙江经济为主题，讨论民营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的浙江模式和浙江经验，对中国和浙江经济发展的过去进行总结，对现状进行分析，对未来进行展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现实和政策意义。

2019年1月3日，香樟经济学论坛（CEC）联合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浙江经济》杂志社，在浙江财经大学下沙校区召开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浙江经济新年论坛。本次论坛由浙江财经大学现代公共经济学研究中心（依托浙江省高校创新团队）和浙江财经大学民营企业全球发展战略与海外投资协同创新中心（浙江省级协调创新中心）共同承办，来自浙江大学、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浙江经济》杂志社、《杭州》杂志社、浙江财经大学、浙江工商大学、中国计量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40余位专家和硕博土生参加。现将论坛主旨报告观点综述如下：

卓勇良：民营经济的突破与展望

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卓勇良研究员发表了题为《浙江民营经济的突破与展望》主旨报告。卓勇良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之初，浙江人均耕地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都非常低，浙江农民面临“生存危机”，尤其是面临四方面制约：一是自然资源的制约。浙江缺煤少铁无油，人均播种面积1.9亩，仅是全国平均的82.6%；二是国营工业的制约。全省国营工业产值列全国第18位。三是知识薄弱的制约。1978年浙江每万人口工程技术人员34.4人，只有全国的76.3%。四是改革滞后的制约。浙江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迟至1982年8月后才全面放开，是全国倒数第2个省份。同时，存在五重激励：第一重激励是农业社会传承的文明激励，浙江人勤劳、精明、务实和开拓，有坚实的精神支撑。第二重激励是现代社会挑战环境的激励，缺乏资源和投资，未形成计划经济路径依赖，改革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第三重激励是毗邻上海的较好区位条件的激励，血浓于水，交易成本较低。第四重激励是省内的高密度均质化空间的激励，较小空间范围内也能具有相对较大市场需求，有利于创业初期形成最起码的规模经济。第五重激励是具有最低限度的积累水平，1978年全省城乡人均储蓄34.2元，是全国平均的1.6倍。

浙江民间经济突破是在一个基于理想选择的制度架构内，形成最早的基于自然选择的个私经济：一是在“不得不然”的无奈背景下，在约束较强、激励更强之下，浙江城乡居民率先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和“左”的束缚。二是在多层面“自然而然”状况下，形成以民间为主体，政府顺应、支持和推动，快速渐进的市场化进程。在浙江民间经济发展的约束激励的分析基础上可以形成一个典型的无奈之下的“不得不然”场景：第一是农民别无选择，不创业就难以较好生存，近乎赤贫状况下边际收益的效用系数趋于无限大，形成十分强烈的创业激励；第二，政府别无选择，共产党人的“初心”、极“左”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路线，没有公有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路径依赖，容忍、默许甚至保护、鼓励农民创业，成为浙江一些官员不言自明的政治伦理准则；第三，区域经济别无选择，持续较高的边际收益的强烈正反馈，农民欲罢不休，政府尝到甜头；第四，发展战略别无选择，正的外部性形成积极激励，进一步促使浙江冲破传统发展思路束缚，率先实施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如轻纺优先、投融资改革、效益农业、城市化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互为相长，四大“红利”（企业家红利、人口红利、开放红利、政府转型红利）在浙江发挥了最佳配置。

最后，卓勇良研究员从民间经济主体发展地位转变、发展初心转变和发展模式转变三个角度对当前民间经济转型提升进行了展望。

赵伟：浙江模式的理论理析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首席教授赵伟发表了题为《浙江模式的理论解析》主旨演讲，内容涵盖何为浙江模式、浙江模式的理论解释和浙江模式现状与前瞻三个方面。

浙江模式是一种区域市场化体制转型范式（paradigm），内涵是民营化（非公有化→民有+民享），是四个小区域模式的聚合：温州模式（体制外再造）、萧山模式（体制内“突围”）、义乌模式（体制外再造，分销业起步）和宁波模式（内外夹击，内部生变），实质是产权改革，印证了诺斯制度－增长推论而产权改革催生了三个从数据上体现出的“浙江奇迹”：增长奇迹（1978年全国人均GDP位于全国第16位，17年之后稳居全国第四）、富民奇迹（藏富于民，浙商遍地，私企多、个体户多、中等收入群体多，且城乡差距全国各省最小）、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奇迹（以本省最富区域人均GDP/本区域人均GDP衡量的省内区域差距全国最小）。

对浙江模式演化进行了理论解释，赵伟教授提出两大进程（工业化－产业集聚的演化和非公经济发展空间扩张与制度的演化）、五个叠进（产业空间叠进、产业组织叠进、企业家才能叠进、非公经济扩张空间叠进、制度倒逼压力承受主体叠进）和一个倒逼机制（自下而上倒逼制度改革）。

对浙江模式的前景进行了展望，提出了新倒逼现象（小区域借困局讨要改革权限、大企业通过国际化倒逼体制）、新倒逼特点（空间上自外而内由“走出去”倒逼改革，微观主体自下而上由民营企业新一轮发展倒逼改革）。

史晋川：浙江经济的过去与未来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史晋川教授对卓勇良研究员和赵伟教授的报告进行了点评和总结。

从社会经济活动中资源配置主体的民营化、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和资源在产业间流动及优化配置的工业化、资源在空间流动及优化配置的城市化这四个方面来看，浙江模式可以归结为以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模式。

浙江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时期，经历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推动的本轮世界经济长周期的复苏－繁荣阶段（1980年－2005年）和国际金融危机酝踉爆发的衰退－萧条阶段（2005年－2015年），目前正处于萧条－复苏阶段的震荡复苏期（2015年－2030年）。浙江经济的发展，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关注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及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增大，特别需要关注国际贸易摩擦的新动态和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新变化及制造业的全球重新转移。二是要对国家的宏观政策进行分类并预判政策走向。国家的政策可分为周期性短期纾困政策和非周期性的长期治本政策，前者需要把握政策配合及适度性问题，要慎用货币政策（严控货币供应量龙头），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进一步大规模减税）；同时要注意政策实施的精准性问题，要尊重民营企业，遵循市场规律，在坚持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下，加强总需求管理，稳定企业和居民的长期预期，从根本上提振经济主体的信心。

（全文转自《浙江经济》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