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值“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启动之年，总结和梳理浙江经济发展阶段及其特征，概况和阐释浙江经济发展的环境和机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承办的“当前浙江经济发展阶段及其特征”座谈会于2019年4月4日上午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圆正启真酒店隆重召开，来自省社科联、省发改委、省政策研究室、浙江大学等的十多位专家学者、师生参加了会议，就浙江当下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主要特征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会议伊始，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盛世豪书记介绍了本次座谈会的背景，从国家宏观层面上看，我国进入了新时代，从高速度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总体的思路清晰明确。对于浙江而言，追求高质量发展亦是必然，但当下更为具体的经济形势以及存在的特征，还需要细致地研究，加以总结，从而为“十四五”规划研究做好准备。

浙江省发改委原副主任刘亭主任首先进行了发言，刘主任认为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通常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变迁和经济形态表现几个方面。总结来看，我国一直处于转型阶段，从生产方式或工具来看，手工化、机器化、数字化等多种方式叠加，给发展阶段判断带来一些困难，但这也反映出工业化发展阶段还没有完成；从生产关系来看，如何明晰私有产权，加强互利合作，使得人才各尽所能，完善公共服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一体化还存在一些问题。从技术发展水平上看，小规模和信息化生产并存。因此，浙江未来经济发展的主线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些特点，一方面，以工业化为基础，加以信息化的智慧，大力发展信息、数字、智能技术支撑的新实体经济；另一方面，要靠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来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切记避免盲目超越和计划经济的心理。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副秘书长王东祥秘书长认为，从居民收入、经济发展水平等指标来衡量，浙江省已经迈入到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但是，考虑到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浙江和全国经济发展阶段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在谋划“十四五”规划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检视十三五规划的完成情况。从经济转型上看，浙江的经济依然呈现多元化局面，先进和落后并存，一些重要的生产要素依然并非市场来支配，民营企业仍然存在劣势，经济发展中的先进主体还比较弱，引领作用不够明显；从社会转型上看，随着“乡村振兴”、“千万工程”的实施，城乡分割局面被打破，但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完全改变。就城市而言，从单位人到社会人转变还存在群体差异，群体性事件偶有发生，城乡治理中的社会和谐问题、公共服务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等有待解决。因此，这需要在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另外，从科技革命过程来看，浙江需要牢牢抓住技术进步的发展机遇；从区域协同发展来看，浙江一定要站在全国发展的角度来谋划，比如“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等。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赵伟教授首先从理论上对经济发展阶段的进行了解读，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绕不开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赵教授认为，有三个理论线索有助于解读浙江的经济发展阶段，一是按照世行的收入标准分类，浙江已经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而全国层面来看则处于中等收入水平；二是从库兹涅茨曲线来看，按照一、二和三产业的占比、非农就业率和城市化率看，参照美国、日本完成工业化的标准，浙江已经实现了工业化阶段；三是根据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浙江进入大众高消费时代。因此，在总体判断来看，浙江已经达到高收入线，工业化基本完成，大众高消费方兴未艾。另外，赵教授从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的两个概念，“扩散”和“集聚”来分析，这几年浙江“扩散力”大于“集聚力”，这是因为房价高、向外投资加剧等密切相关。在审视经济体制转型上，目前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民营化方向迷失，在做大做强上怎么处理；二是城市化遭遇高房价，导致部分农民无法进城；三是国际化遭遇内外环境约束；四是产业组织遭遇资本市场缺失。对于浙江经济发展的特征，面临的趋势总结起来有几点：一是从产业竞争转向城市竞争，好的城市群来形成集聚效应；二是消费拉动，从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收入来看，浙江占比46.5%；三是企业产业空间扩张，加入到全球价值链；四是劳动生产率将会下降，随着产业结构的变迁。因此，对此“十四五”规划着力点可以考虑，一是打造宜居城市，勾勒城市群，建设花园乡村；二是企业做强做大问题，在不同区域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分开来做大做强；三是适当增加可支配收入，考虑未来长远的地区消费。

浙江省原发改委副主任黄勇主任首先指出，在判断发展阶段时，要考虑审计的指标，也要考虑人群、省际的差异。在阶段特征上看，黄主任概况为四点，一是“工业化提升期”，浙江省工业竞争力，仍然有待提升，不能仅以比重高低来衡量；二是“城市化提质期”，浙江省的城市化率高达68%，但城市化质量依然比较低，基本公共服务相对欠缺；三是“信息化融合期”，信息化现在无处不在，需要在将来充分考虑；四是“市场化攻坚期”，目前体制上存在着一些问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梳理。对此，黄主任提出三点观察：一是产业重构，服务业占比会上升，高质量制造业占比会上升，新经济占比会上升；二是企业重组，从小狗经济到狮群经济，重构产业组织形态，从本土企业发展到跨国企业；三是空间重塑，科学划定“三区三线”，都市群地位更为突出，产业组织平台发挥更大的作用。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史晋川教授对此问题认为，我国各个省区相对独立，土地是国家控制，人口有户籍限制，要素流动受到束缚，这使得省区与参照国际间的比较更有借鉴意义。在转型的具体方向上，一是要素流动更为充分，二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目前来看，转型的方向已经确定，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转型还不够彻底。从产业结构的变化来看，要重视生产性服务业，浙江的发展一直是市场引领，而非制造业来引领，先是地区市场引领，然后是国际市场引领，现在是网上市场引领。现在，杭州应该向深圳学习，以技术引领，从消费互联网前端，到产业互联网后端，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另外，杭州要成为互联网+企业的领袖城市，要站位更为高远，放眼全国，乃至全球。

浙江省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朱卫江主任认为，考察经济发展阶段要结合三点，一是规律性，比如工业化的历程，产业结构变化；二是特色性，要考虑到城乡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人口结构问题、政府作用问题、国营企业问题；三是实用性，要考虑到民众的需求变化，理解民众的获得感、期待感。另外，当下要考虑到很多新的变量，一是国际环境形势，区域经济发展如何应对？二是人工智能发展，包括大的平台经济，比如阿里巴巴对杭州的影响；三是工业化形态的变化，产业融合的创新，以及数字化可能会有很多变化。这些新的制约性变量，对于“十四五”规划值得深入的考察和探讨。最后，未来需要有系统化的思路，经济转型离不开社会转型，而社会转型与政府转型密切相关，一直没有破题。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潘士远教授认为分析经济发展阶段，一般可以从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两个方面来考察。从发达国家来看，主要是考虑技术变迁，而从发展中国家来看，既有技术变迁，又有制度变迁。潘教授聚焦于浙江省的企业创新情况，通过专利的数据，研究发现浙江的专利数量增长率缓慢，表现后劲乏力，民营企业同样也是如此，值得关注和讨论。

另外，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原副书记陈畴镛书记着重从“数字经济”进行了分析讨论，而浙江省发展规划院经济所所长朱李鸣所长从提高创新驱动力的角度，谈了几点见解。

最后，盛世豪书记对座谈会进行了总结发言，大家基本上形成了这样几点共识：一是对于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来比照找出浙江目前发展过程中具有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二是浙江未来的发展，比如“十四五”规划，应该有更为宽阔的视角，不能就产业仅言产业，不能就浙江仅言浙江，不能就经济仅言经济；三是区域的发展范式也在转型，在发展概念上从“规模”、“集聚”效应关注到“网络效应”，在生产要素上从劳动要素关注到创新要素，在发展主体上从企业本身关注到平台和生态。因此，经济发展的研究范式可能需要新的解读，要结合当下呈现出的很多新变化，如数字经济等。最后，与会人员一致表态，这样的座谈会将在今后进行常态化的开展。

CRPE秘书处
20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