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晋川文集

第二卷 中国经济与宏观经济

内容简介

本书系《史晋川文集》第二卷，收录了史晋川教授及其合作者有关中国经济与宏观经济的代表性研究著作与论文。全书共分为四个篇章：第一篇章主要研究通过调整总需求结构来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及可能性；第二篇章主要研究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问题；第三篇章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市场扭曲及产业与技术效率问题；第四篇章主要研究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问题。

作者简介 

史晋川，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兼校文科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经济学部委员，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教授，曾获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2009年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

本卷目录

第一篇

［1］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

［2］论宏观经济失衡

［3］产业结构与宏观经济活动分析

［4］总供给曲线与经济增长路径变化

――关于产量、物价与增长周期的一种假说

［5］总需求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二篇

［6］国民经济增长总量模型分析

［7］知识吸收能力与内生经济增长

――关于罗默模型的改进与扩展

［8］多种类型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

［9］部门投资异质性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多重均衡

――对中国“中等收入陷阱”动因的一个理论解释框架

［10］收入、投资―储蓄与通货膨胀

［11］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与通货膨胀

［12］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与长期反通货膨胀政策

第三篇

［13］中国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测度

［14］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产业效率损失

――基于DEA方法的实证分析

［15］所有制约束与要素价格扭曲

――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16］要素价格扭曲对中国投资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

［17］要素市场扭曲、资源错置与生产率

［18］中国地区工业生产绩效：结构差异、制度冲击及动态表现

［19］中国省际工业新产品技术效率研究

［20］内生生育率、资本存量结构与经济发展

――理论与来自国际比较的证据

第四篇

［21］汇率制度的选择：不可能三角及其扩展

［22］加工贸易、一般贸易与外部需求冲击的传导机制

［23］出口贸易、所有制部门结构与制度进步

［24］宗教、正式制度与经济增长

――基于伊斯兰金融的理论研究

附录  作者有关中国经济与宏观经济的主要著作和论文

本卷序言

作为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学者，从小接受的就是长大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和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教育，成长中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曾经有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社会生活阅历，步入大学又恰逢国家迈入改革开放的大时代，对于经济学的理解，在骨子里就摆脱不了经世济民的思维定式。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当时考入的是杭州大学政治学系，入学后起初并未确定具体的专业方向。到大二下半学期时，学校决定将政治学系一拆为二，分别组建经济学系和哲学系，并设立了政治经济学专业和哲学专业，让每一位同学自己选择专业。1978年年底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加上当时《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正在热火朝天地实施，十大钢铁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等等，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我选择了转入经济学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可以说，想更好地了解中国经济、研究中国经济，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一份绵薄之力，就是自己当年选择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初衷。此外，长期的家庭教育也是影响我当时选读专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由于我父亲在部队里和转业到地方上后，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从事政治思想工作，早年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政治学院学习过，转业地方后又历经“四清”和“文革”等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所以在他眼里，政治学、哲学之类的学科根本谈不上是个专业，政治经济学还勉强算得上有点专业性，而只有像我母亲所从事的医务工作才称得上是正儿八经的专业。

1982年年初，从杭州大学经济学系本科毕业后，我考入了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的经济思想史专业，在宋承先教授的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专业研究方向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主要是学习和研究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问世后（也即“政治经济学”演变为“经济学”后）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理论，或者说，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后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是研究斯拉法的经济理论。斯拉法是英籍意裔经济学家，长期工作和生活在英国剑桥大学，主要从事李嘉图全集的编撰工作，同时又是新剑桥学派经济理论的重要奠基者之一。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时自然就多读了一些有关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的著述，例如罗宾逊夫人、卡尔多、帕西内蒂等人的著作和论文，尤其是花了一番功夫读了以罗宾逊夫人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与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两个剑桥之争”的部分主要论战文章，对总量生产函数和经济增长理论有了一些知识积累，同时也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

1984年10月，我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撰写后，在准备论文答辩期间，书就读得更杂一点了。当时，正好与我同寝室的符钢战同学（也是由宋承先教授指导的和我同一届的硕士研究生，后赴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也刚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波兰籍的著名经济学家卡莱斯基（又译卡莱茨基）的经济增长理论。由于卡莱斯基的经济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新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卡莱斯基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推导出了类似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且是具有动态性质的宏观经济理论，所以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非常推崇卡莱斯基，在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模型中也吸收了许多卡莱斯基的经济思想。卡莱斯基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两者都受到了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影响，非常重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加的影响作用。由于硕士论文研究内容的关联性，我和符钢战同学的交流自然就比较多一些，并且在他的推荐下，我当时就去读了卡莱斯基《社会主义和混合经济的经济增长文选》的英文影印本。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时期的学习和研究经历，促使我明确了研究生毕业后自己的研究方向选择，即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宏观经济问题，研究的切入点就是中国经济增长。

1984年12月，在通过了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等待毕业分配的一段时间里，我进一步搜集、阅读、梳理了一些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献，开始着手撰写《国民经济增长总量模型分析》一文，这可以说是我研究生毕业后独立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时自主选题和独自撰写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翌年，经过几次修改后定稿，投稿给了《经济研究》编辑部，并且非常顺利地被录用了，发表在1985年第九期的《经济研究》杂志上。记得在1986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新新饭店，召开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研讨会。会议期间，当时的《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朱铁臻研究员看到我时，先是有点惊讶地说：“史晋川你这么年轻，难怪我们编辑部的同志都不知道你。”我在同朱老师的交谈中得知，这篇文章发表前在编辑部讨论时是有些争议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国内学者写的有关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章，大多是以马克思的两大生产部类（资本品与消费品生产部门）理论及社会扩大再生产公式为基础的，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尤其是卡莱斯基的经济增长理论，了解得比较少，也不太熟悉。此外，这篇稿子的文字篇幅也长了一点，有12000多字。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也是，当年每一期《经济研究》的篇幅可能也就是现在的三分之一左右，要录用刊登一篇无名小辈写的长篇论文，确实是一件需要编辑部下点决心的事情。好在那时已是20世纪80年代，一个解放思想、突破禁锢的伟大改革年代!

《国民经济增长总量模型分析》以卡莱斯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模型为基础，基于国民收入核算的物质平衡体系（MPS）的统计指标，构建包含了10个变量参数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总量模型。总量模型中决定经济增长的变量参数为三组，分别涉及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及积累基金中生产性积累与非生产性积累的比例，消费倾向、储蓄与银行信贷，以及企业的折旧基金。因为，当时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国民收入的用途分配方面，政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央政府根据“按计划和有比例”的原则，直接调控国民收入中用于社会再生产的积累基金，扣除积累基金后的国民收入才是分配给个人的消费基金，但消费基金中会有一部分被个人储蓄起来，然后通过银行转化为投资，同时企业拥有的折旧基金也可以用于再生产。所以，我当时所构造的经济增长总量模型，实际上也就是吸取了卡莱斯基和新剑桥学派的卡尔多、帕西内蒂等人重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影响作用的思想，把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储蓄率及储蓄额，分解成了由国家、个人、企业来决定的三个部分：积累基金、个人储蓄和企业折旧基金，在此基础上来进一步讨论国民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论文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国内学者的讨论，后来有学者认为这一经济增长模型是“国内第一个吸收了西方经济学做出来的比较完整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并将这一经济增长模型作为国内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的“投资派”代表性模型。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通货膨胀问题开始日益突显。1987年年底，我向当时自己任教的杭州大学新设立的“青年教师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申请了一个研究课题――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问题研究，获批后得到了学校科研处资助的1000元课题研究经费。1988年5月，我带着课题的初步研究成果《收入、投资―储蓄与通货膨胀》一文，参加了由《经济研究》和《中青年经济论坛》编辑部共同主办的“宏观经济理论研讨会”。在南开大学谊园开会期间，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陈昕先生对我的研究很感兴趣，再三鼓励我尽快抓紧写一本有关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问题的学术著作。南开会议结束后，《经济研究》编辑部又发来了稿件录用通知，要在1988年的第6期《经济研究》上发表我的论文。这自然又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于是，我回到杭州后，在大半年的时间内集中精力研究通货膨胀问题，写出《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导论》的初稿。然后，我携稿赴沪听取了陈昕总编辑和上海三联书店编辑们的修改意见，在1989年5月份完成了全书的补充和修改，当年11月份《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导论》一书由上海三联书店正式出版发行。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先生在这部著作的序言中写道：“就系统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中通货膨胀问题的学术专著来说，史晋川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导论》在我国还是第一本。”2014年，这部著作在25年后，又由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刊印发行。有关这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的著作所产生的学术影响及学界评价，我在所撰写的“再版前言”中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此处不再赘述。

从1988年至1998年，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及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研究领域，我前后发表了10余篇学术论文，还出版了2部学术著作，一部是与罗卫东教授合著的《经济增长与反通货膨胀的国际比较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另一部是《经济增长模式与通货膨胀机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是我在复旦大学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与长期反通货膨胀政策》［《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这篇论文，可以说是在国内较早地研究了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与通货膨胀发生机理的关系，并提出了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来实施长期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建议。

由于我本人的经济学研究兴趣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访学回国后就开始逐渐地转向了法律经济学领域，但前一个时期的研究惯性仍在持续，因而我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及经济增长研究领域还在招收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所以，在1998年之后，我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同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合作研究的成果。其中，在经济增长研究领域的主要合作者是潘士远博士、金戈博士、战明华博士、任晓猛博士和黄良浩博士研究生；在要素价格与要素配置扭曲及工业部门绩效和技术效率研究领域，主要合作者有王争博士、赵自芳博士、张海洋博士、王宁博士，以及罗德明教授和郑京海教授；在对外贸易与汇率制度研究领域，主要合作者有沈国兵博士、郎金焕博士和马俊英博士。坦率地说，倘若没有这些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及其他合作教授，仅凭我个人的知识存量和研究精力，是不可能在研究法律经济学的同时，持续做有关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及经济增长的研究并发表学术论文的。尽管近年来，我本人几乎已经离开了宏观经济运行及经济增长这一研究领域，但令人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当年的博士研究生在这十几年中都已经成长起来了，其中浙江大学的潘士远教授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研究领域、复旦大学的沈国兵教授在对外贸易与汇率制度研究领域、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王争教授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领域、浙江财经大学的金戈教授在公共部门、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研究领域，都已经成长为在国内经济学界有一定影响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并正在大步地迈向国际学术界。

回顾自己在中国宏观经济及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研究领域所做的工作，尽管后来也在继续不断学习，充实自己，努力去学习和了解包括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在内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和一些新的计量经济方法，但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对我自己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卡莱斯基和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当10多年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国内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时，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转变中国经济的总需求结构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把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从出口、投资、消费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即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把拉动力量从以外需为主转变为以内需为主。在这一宏观经济大背景下，10年前国家又出台了《劳动法》，继而又引起了《劳动法》的实施对国内制造业及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的利弊大讨论。坦率地说，我本人一直是比较赞成《劳动法》的出台及实施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判断《劳动法》的实施效果时，受到了卡莱斯基经济理论的影响。当年在复旦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同一师门的符钢战同学经常同我谈卡莱斯基的经济思想，记得有一次谈到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收入与开支问题，符钢战告诉我说卡莱斯基有一句名言：劳动者的收入就是开支，资本家的开支就是收入。我当时理解卡莱斯基这句话的意思是：劳动者的收入是工资，劳动者的开支大头是消费，劳动者量入为出，有收入才会有消费；但对于资本家来说，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资本家开支出去的钱，大头是投资，而资本家的收入是投资带来的利润，所以，资本家开支得多收入才会多，也就是更多的投资带来更多的利润。卡莱斯基的这句名言，几十年来都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所以，在国内经济学界讨论《劳动法》的利弊时，我在浏览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献时，不知不觉地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想法：在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中，工资仅仅是企业产品的成本，而在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中，工资不仅仅是产品的成本，同时也是对产品的需求，或者说工资代表了产品的购买力。回过神来仔细一想，这完全是当年烙在脑子里的卡莱斯基思想的变种，当然肯定也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消费和资本积累理论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研究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有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研究中心于1997年编撰的《中青年经济学人》一书，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共有58位。我在书中自己撰写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角色》一文中写道：“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尽量用科学的语言（如数学）来建立起体制―行为―变量的框架。”我在总结自己的研究工作体会时说：“在史晋川写的一些有关宏观经济运行问题的论文中，或是在一些著作的章节中，他总是试图通过建立一些基本的经济模型，来把握各类经济变量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再来分析支配着这些变量的经济主体的行为，然后再去揭示制约着这些经济主体行为的体制因素，从而力求在总体上把握住经济的运行机制。”（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研究中心编《中青年经济学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本卷文集中所收录的第一篇论文《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写于1992年，全文被收录在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我的市场经济观》一书中，反映了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全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认识。我认为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来看，中国革命的成功得益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发展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重新正确认识了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代及国际环境中对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态度与自身的定位。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解决了无产阶级政党如何领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关键问题。同样的道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功，将取决于无产阶级的政党如何看待在原本传统意识形态中向来被视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市场经济，从而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解决共产党如何来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和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出了努力奋斗的方向。坦率地说，我当时还有另外一个观点，由于受时代所限，没有写在这篇文章中。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完全可以进一步引申来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如何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制衡制度，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制衡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之中，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2012年年初，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由中央政研室郑必坚副主任和教育部袁贵仁部长带队的中央调研组来浙江调研，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同志主持的座谈会上，我很直率地谈了自己的上述观点，并建议党的十八大后能从党内民主着手，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制衡制度。

言归正传，最后回到我的个人文集本身再说几句。这部文集的第二卷，主题是中国经济与宏观经济，所收录的论文大都是有关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问题的研究成果。本卷文集的第一篇，收录了5篇论文，其中4篇写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中期，最后一篇完成于7年前，是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大攻关项目的中期研究成果之一，主题是研究通过总需求结构的调整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本卷文集的第二篇，收录了7篇论文，各篇论文完成的时间跨度有近30年，主要是研究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问题。本卷文集的第三篇，收录了8篇论文，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市场扭曲及产业与技术效率问题，大都是近10年完成的研究成果。本卷文集的第四篇，收录了4篇论文，除汇率制度那篇发表时间比较早，其他3篇都是近年完成的研究成果，主要研究内容涉及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问题。由于本卷文集的篇幅有限，所以在上述研究领域中，我个人和与合作者共同完成的学术著作，教科书和其他一些主要学术论文，在本卷文集的附录中尽可能都列出来了。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收录在本卷文集中的部分论文曾被收录在我撰写或主编的著作中，其中也有的论文是本卷附录里的著作和教科书中的有关章节内容。当然，所有收录在本卷文集中的论文，首次公开发表的学术期刊或公开出版的著作和教材的出版时间，包括论文的共同作者姓名及作者署名排序，都会在每篇论文中加以标注说明。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在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的3位指导老师蒋自强教授、宋承先教授和伍柏麟教授，感谢各位恩师给予的教诲和对我的培养。同时，也要感谢收录本卷文集中论文的所有合作者，感谢他们在研究工作中的辛勤努力及提供的帮助。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吴伟伟编辑、姚嘉博士和陈逸行，以及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的叶楠老师和张一帆老师，感谢她们在本卷文集的文章整理和编辑过程中的辛苦付出。当然，对于本卷文集存在的不足之处甚至可能的错误，本人理应本着文责自负的态度，欢迎各位学界同仁和读者不吝赐教。

                                                                                            史晋川
2018年1月于杭州九月森林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