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到2019，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瞬间。然而，对有幸生活在这70年的中国人来说，则是前所未有地经历了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经历了从贫穷落后到解决温饱到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伟大变革，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到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变革，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变革，经历了从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变革。

在这70年的伟大变革中，作为历史悠久、文化昌荣、人杰地灵、富饶之地的浙江，以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弄潮儿精神，抓住了历史性的机遇，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实现了历史性的变革，在建基立业起步、改革开放创新、经济社会发展、生产生活生态等多个历史节点和多个领域，闯出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发展路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三、工业化进程历经艰难起步，快速成长，全面提升，走块状特色产业集聚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实现由工业小省到工业大省和建设工业强省的历史变革。

工业化指工业在一国或地区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并改造装备其他产业的过程，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演变的过程，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新中国成立70年来，浙江之所以实现追赶型、跨越式的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走出一条符合浙江省情、有浙江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1、开启工业化艰难起步（1952年到1978年）。判断浙江工业化艰难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初而不是70年代末，主要有两个依据：（1）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后来把交通运输业改为科学技术），把工业作为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接着，国家“一五”计划(1953-1957)明确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和加快推进各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2）浙江按照国家部署，贯彻党在过渡时期“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通过采取没收官僚资本，改造为国营企业；创办浙江麻纺织厂等新的国营企业；对资本主义民族工业实现公私合营、和平改造的赎买政策；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措施，拉开了浙江工业化的序幕。

经过“一五”计划的实施，到1957年，浙江工业增加值为6.5亿元，比1952年增长了1.2倍，年均增长17.1%。工业占GDP的比重由1952年的9.3%提高到17.4%。轻重工业之比为81.9：18.1，重工业所占比重比1952年提高7.4个百分点。接着，在60年代和70年代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传统轻纺工业，创立现代机电工业、石化工业、冶金工业和能源工业，建起一大批骨干企业，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1949到1978年，浙江省工业总产值增长25.2倍，年均增长11.9%；浙江生产总值中，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从1952年的9.3%上升到1978年的38%，展现了浙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工业增长业绩，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历来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

2、实现工业化快速成长（1978年到2002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形成了自内在活力释放与外在环境催化的叠加动能，极大推动了浙江工业化的快速成长。这一时期，浙江工业领域按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和市场需求导向，立足建国以来积累的工业基础，依托沿海区位条件，利用较为活跃的市场因素，顺应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迫切需要，形成“轻、小、集、加、贸”的特点，闯出不同于传统工业化的农村工业化道路。（1）工业化的发生地主要在农村、在乡镇、在县域，形成一大批“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一县多业”的专业村、专业镇和专业县。（2）工业化的主体主要是农民，产生了一大批诸如鲁冠球、李书福、南存辉、徐冠巨、徐文荣等农民企业家，企业的员工也主要是农民。（3）工业化的产业优势是块状特色产业，如服装之乡、领带之乡、皮鞋之乡、低压电器之乡、羊毛衫之乡等，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4）工业化的市场优势是自发形成的专业市场，如义乌小商品市场、绍兴轻纺城市场、永康小五金市场、桐乡羊毛衫市场等。（5）工业化的依托是小城镇和中小城市，如诸暨大塘镇、桐乡濮院镇、绍兴柯桥镇等。（6）工业化的技术支撑是简单模仿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高薪吸引省内外人才尤其是国有企业人才和下岗职工。（7）工业化的所有制主体是社队企业、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形成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所有制经济结构。（8）工业化的开放格局是以全国和全球为大市场，“立足全局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弘扬“四千精神”，创业创新闯天下。

基于以上特点，浙江的工业化极富生机和活力，接连出现三次发展高峰。第一个高峰是1979到1982年，浙江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6.6%，比全国平均高出9.5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居全国首位，其中1980年增长率更是高达33.3%。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份额，由1978年的2.9%上升至1982年的4.0%，在全国各省市区的位次由第15位升至第11位，平均每年前移1位。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稳步提高，从1979年的35.3%提高到1982年的37.4%，并在1980年超过了农业。第二个高峰是1983年到1988年，浙江省工业年均增长率达20.8%，比同期全国增长率高出7.4个百分点，浙江工业总量在全国的位次跃升至第7位。从1983年起，农业占GDP的比重降至1/3以下，工业比重持续稳定在40%以上，工业已成为浙江经济的主体，标志着浙江由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过渡。第三个高峰是1992到1995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浙江工业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1992年浙江工业增加值增长26.6%，1993年增长35.3%，1995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达到46.3%，工业总量在全国的位次上升到第4位。到2002年，浙江工业增加值达到3640.84亿元，比1978年的46.97亿元增长了77.5倍，形成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浙江产品和浙江企业。

3、促进工业化全面提升（2002年到2018年）。进入21世纪初，浙江工业化面临三大环境变化：一是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进入了按国际规则办事和放开外贸进出口经营权的新阶段。二是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要求。三是浙江长期“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累积的问题不断爆发，加上工业结构“小、低、散、弱”的先天不足，警示浙江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有鉴于此，新一届浙江省委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2003年7月做出“八八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其中第三条明确指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进‘数字浙江’建设，用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发展沿海临港重化工业，努力培育发展装备制造业，全面提升浙江产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1]由此开启了浙江工业化全面提升的新时期。

浙江工业化的全面提升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1）2002年到2007年，走上新型工业化轨道。浙江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部署，以建设创新型省份和工业强省为目标，以规划建设杭州湾、金衢丽高速公路沿线、温台沿海等三大产业带为空间载体，以实施质量强省和标准化、品牌、知识产权等为战略举措，推动工业“腾笼换鸟、凤凰涅�”，鼓励企业“亩产论英雄”，走资源集约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发展道路。2003-2007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4%，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9.5%，继续成为浙江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2）2007年到2012年，加快工业转型升级。为积极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浙江实施“标本兼治、保稳促调”的系列举措，积极争取国家赋予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舟山群岛新区、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和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等四大国家战略举措，在工业发展内外压力加大的条件下，直到2011年仍保持年均10%以上的2位数增长。（3）2012年到2018年，新型工业化初露端倪。为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浙江持续开展五水共治、四化三名、四边三化、三改一拆、一打三整治、创新驱动、浙商回归、市场主体升级、小微企业成长、八大万亿产业培育、特色小镇建设、数字经济等为主要内容的转型升级“组合拳”，使浙江工业的质量和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成为浙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2017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文《浙江实体经济正质变》。文章称，通过转型升级“组合拳”，浙江实体经济正实现“凤凰涅�”：由“低小散”变为“高精尖”，以高质量的GDP取代高增速的GDP。2018年，浙江数字经济总量达2.33万亿元，较上年增长19.26%，占GDP的比重达41.5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74个百分点，总量和增速均居全国第4，成为拉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四、城市化进程由接管城市和缓慢发展，到率先推进城市化，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实现城市化率由低于全国3.4个百分点到高出全国10几个百分点的历史变革。
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而出现的农村人口、产业布局和高端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的过程，是化农民为市民的过程，也是让生活更美好的过程。工业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两个轮子，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和产业支撑，城市化是工业化的“提升器”和创新基础。城市化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和国际影响力。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从接管城市和恢复城市元气，到城市化缓慢发展，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城市化探索，率先实施城市化战略和率先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经历了一场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用70年时间走完了先行城市化国家上百年的历程，促进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创造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浙江样本。

1、从接管城市到城市化缓慢发展（1949年到1978年）。浙江有着悠久的城市发展史，但由于连年战乱，到新中国成立时，经济濒临崩溃，城市几近颓废。1949年全省城市化率只有11.8%，略高于全国10.64%的水平，比南宋时期的22.4%降低了1倍以上。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浙江省委从接管城市，学习管理城市，到组织恢复城市正常运转，推动城乡互动发展，开启缓慢的城市化进程。

这一时期的城市化进程一波三折：（1）城市化恢复性提高（1949年到1957年）。经过国民经济三年恢复、对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等，城镇恢复建设，人们安居乐业，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全省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4 万人，城镇化水平由1949 年的11.8%上升到1957 年的14.3%，年均上升0.31 个百分点。（2）城市化波动起伏(1958年到1965年)。随着“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等造成的国民经济大起大落，城镇人口也出现大进大出的情况，先是城镇建设加快，农村人口大量进城，1958到1960年期间，全省城镇人口净增229.5万人，城市化水平由1957年的14.3%骤升到 1960年的22.4%；后又急剧下降，1961到1965年期间，由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停建、缓建了一大批建设项目，同时精简城市人口，充实农业第一线，导致城市人口连续5年出现负增长，城市化水平由1960年的22.4%下降为1965年14.3%，回到1957年的水平。（3）城市化基本停滞（1966年到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发展遭受严重挫折，同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镇人口迁出大于迁入，城镇化水平在12年中大致徘徊于14%左右，最低年份1970年只有12.96%，倒退到1953年的水平。[1]总体上看，浙江城市化经历了20 世纪50 年代的较快发展、60 年代和70 年代的徘徊不前，城市化水平由1949 年的11.8%发展到1978 年的14.5%，年均仅提高0.09 个百分点。

2、从农民造城到农村城市化浪潮（1978年到1998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伴随“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工业化浪潮，形成“办一个市场，带一批产业，活一片经济，富一方百姓，兴一座城镇”的发展模式，催生了“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过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的农村城市化浪潮。最为典型的是温州苍南龙港镇农民城的崛起。1983年的龙港镇，由5个“灯不明、水不清、路不平”的小渔村拼凑而成，面积只有7.2平方公里，人口8000余人。1984年6月，镇政府提出“凡在龙港镇购地建房、经商办企业的农民都可自理口粮迁户口进龙港镇”，成为全国第一个实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创举，开创农民自己建城的先河。到2018年，龙港镇面积达到183.99平方公里，人口增至37.87万人，列全国千强镇第17名，成为“镇改市”的试点。在农民造城的同时，大量农民涌入城镇打工创业，促进了建制镇的大发展，全省建制镇由1978年的167个迅猛发展到1998年的1006个，增加了839个，增长了6倍多；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4.5%上升为1998年的36.7%，提高了22.2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11个百分点，推动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的阶段。

3、顺势应时，率先推进城市化进程(1998到2006年)。浙江经过改革开放20年农村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进入了“城市化率30%到70%期间的加速期”；一方面又面临破解粗放型城市化带来的 “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问题、“三农”发展滞后问题、加快社会事业等第三产业发展问题等，亟待自觉而有序地推进城市化。在此背景下，1998年12月，省第十次党代会作出“不失时机地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战略决策。明确指出，要顺势应时，把城市化作为我省经济社会新一轮发展的重要载体，走出一条有浙江特色的城市化路子。接着，省委、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制定《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纲要》、《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关于加快推进城市化若干政策的通知》等重要文件，提出逐步形成“35221”的城镇体系，即形成杭、甬、温3个人口超过百万的特大城市，5个左右50-100万人口的大城市，20个以上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20个左右10-20万人口的小城市；100个左右以县城为重点的中心镇，引领浙江城市化走上有战略、有目标、有规划、有政策的有序发展轨道。到2006年，浙江城市化水平达到56.5%，比1998年的36.7%提高了19.8个百分点，比全国同期高出12.2个百分点，年均增长2.5个百分点，推动浙江城市化进入了高峰期。

4、完善提升城市功能，率先走新型城市化道路(2006年到2018年)。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存在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大、城市功能不强、城镇体系不完善、城乡分割的体制机制等问题，2006年8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城市工作会议，制定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工作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意见》，提出“坚定不移地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新型城市化战略的提出，标志浙江城市化进入了质的提高和功能完善的新阶段。接着，2012年5月，浙江召开全省新型城市化工作会议，会后出台《浙江省深入推进新型城化纲要》；2014年4月，浙江再次召开全省新型城市化工作会议，会后出台《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市化的实施意见》；2017年6月，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新型城市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提升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区能级，积极开展中心镇培育工程和小城市培育试点，大力培育建设特色小镇等，进一步把新型城市化推向深入。到2018年，浙江城市化率提升至68.9%，比全国高9.3个百分点，四大都市区主体地位不断增强，建制镇从1998年的1006个撤并减少到2018年的639个，但功能得到提高，一大批中小城市和特色小镇成为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本文系浙江大学恒逸基金2019年立项课题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