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冠肺炎在全球加速蔓延，经济全球化面临诸多挑战。随着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在近20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任何一个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中都不能“独善其身”，疫情可能导致今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和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人类命运从来如此紧密联系在一起。

2020年3月28日，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CRPE)组织召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与中国对策”云端研讨会，邀请来自国内外高校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围绕全球疫情蔓延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和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研讨。以下是专家观点：

会议评论人，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史晋川教授认为，新冠疫情是对战后全球化的一种考验。如果说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是对战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考验，那这一次新冠疫情就是对战后全球化政治与经济全方位的考验。从这样一种外部冲击中可以看出全球化格局的特征和结构在未来会有怎样的走向变化，是进一步走向全球化还是全球化解体的开始。与金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疫情不是经济体系内部某一个重要的环节出了问题，而是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环境被改变了，使得经济停摆。这种停摆不是说疫情过去之后就可以简单恢复的，这种停摆的深度与广度已经造成了经济体系内部结构的破坏。包括产业链的切断等等。这是一种内外交织的冲击。所以未来疫情对全球经济的产业分工格局、贸易、金融的影响值得关注。中国在战后全球化进程中遇到外部冲击，如2008年金融危机，多少还能置身事外、一枝独秀。但是从2008年到2020年12年间，中国在全球化进程当中介入的深度、广度、作用和角色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在3月初武汉的新冠疫情得到控制以后，我们依然不可能置身事外，更不要说一枝独秀。

在目前疫情阶段，中央要坚持两手抓：一是要防止疫情的外部输入和内部反弹；二是要加快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化秩序。要实现十九大以来所制定的战略目标，即到2020年全面实现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和迎接2021年建党100周年。目前为止这两个目标还是前提，在可能的情况下，疫情的防治和社会经济的恢复还是要冲着这两个目标去的。但是如果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蔓延并且对经济的影响超出我们预料之外，建议在制定政策和目标的时候进行一定的调整，这个调整要以老百姓的生活和企业的生存为基本。更直白的说，我们的政策不是要硬上台阶，而是需要适时地就坡下驴。这个好处在于，在严重的外部冲击下，我们适度调整目标，可以为疫情过去之后的社会经济复苏、价值链的重构、维持金融秩序等打下扎扎实实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推出的政策才能执行地更好。

银杏谷资本总裁陈向明博士发表题为《2020年的思考和展望》的报告。认为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协同度不是特别高，武汉的经验和知识没有得到全球范围的传播和借鉴，如意大利的民族文化以及美国的意识形态等等因素阻碍人们意识到风险，造成了全球多国目前这种失控的局面。全球第一季度上市公司的报表可以预期将出现悬崖式的下跌，目前来看将会出现无可置疑的经济危机，但这次经济危机和以前的不同点在于这次经济危机是由于缺乏人的流动性造成的。这种人的流动性缺失导致供应和需求都急剧减少，加剧了经济危机的波动性。而以往刺激经济的政策也会不那么有效。同时这次疫情中全球面临着新的问题，比如人的流动性缺乏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全球零利率和负利率的情况下如何刺激经济等等。

从中国的角度看：第一，中国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之中最大的关注点不是关税高低的问题，而是不要被排除在全球供应链、科技链、产业链之外，而这次抗击疫情特别需要全球协同，这可能会给中国带来转机；第二，中国股市处于低位，利率空间也比较大，产业链相对比较完整，所以中国相比之下没有那么悲观。从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最大的财富不是资产而是生产能力，中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现的价值非常大；第三，还有一个对于中国的机会，就是目前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中国和欧美的起点是相近的，中国的这些产业和领域有一个领先于全球的发展机会；第四，这次疫情是一次很好的解决中国医患问题的机会。国家应该引导把医患关系的问题解决。

陈向明博士对未来进行了预测，认为在线经济会蓬勃发展。尤其是新基建的方向可能是围绕在线政府、在线社会、在线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相比而言，老基建是为了人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新基建是为了数据的流动，所以新基建的方向就是在线生态的基础设施怎么样围绕数据流动创造价值。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油品贸易和供应业务总经理沈剑平博士发表了题为《Covid-19对全球石油行业的冲击》报告。分析了新冠疫情对全球石油行业的冲击，并认为这次疫情是一次全球休克，这次休克的广度取决于疫情发展和医疗措施的有效性，但是疫情带来的第二波冲击可能更加严重，这要看整个供应链条中断的情况以及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消费以及实体经济的破产情况、金融产业的危机状况。如果疫情处理的好，将会出现V字形的衰退情况，若处理不当，会是一个U字形的情况。最后一种就是L型，但是可能性不大。目前中国对疫情处理比较好，但是什么时候中国以外的疫情得到控制才是决定金融市场走向的关键。目前经理人采购指数已经降到50，且经历大幅震荡，这才只是开始，判断这次疫情的情况会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加严重。这次的衰退是V字形、U字形还是L字形的衰退，是很多的因素共同决定的，需求、供应、债务、公共卫生管理、经济刺激措施、社会政治等因素都会产生影响。对于全球GDP的预测，今年全球GDP可能会降到0.5%，比起去年的2.9%差距很大，这种悲观的估计很可能会发生。

目前石油需求损失量非常大，就美国来说每天达到500-700万桶，全球大概1400万桶，即使俄罗斯和沙特握手言和，控制的石油减产量都达不到石油的需求损失。这次的石油问题不是开一次欧佩克会议就能解决的。目前美国大量页岩油页岩气油井在关闭，这些油气公司都是向银行大量借贷的，如果油价短期不能恢复，这些借贷完全无法偿付，很有可能引发新的金融危机，加上失业率的扩大，进入金融危机是大概率的事件。

经济学中有一种“牛鞭效应”。即消费者少买一点点，零售商就会放大地减少库存，进口商会进一步减少进口，制造商会更多地减少制造，最后原材料的供应商会进一步地减少。中国是石油的进口大国，如果考虑是V字形衰退，应该考虑购入石油资产，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如果判断是U字形衰退，就应该赶快大规模地建造油库存放低价油，或者以长约方式在国外买好，以及购买石油资产或者石油公司股票。此外，由于存在“牛鞭效应”，我们国家应该从消费入手提振我国的制造业。

复旦大学沈国兵教授发表了题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下积极扩大我国外贸和纾解就业的举措》报告。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球各国，世界主要国别经济体遭受严重疫情，世界经济不可避免地走向断崖式衰退，世界消费需求因疫情隔离而陷入断崖式下滑；世界贸易秩序被打乱，国际贸易供给端和需求端被破坏，无法对接，致使全球贸易和跨国投资也陷入断崖式下滑。我国作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和消费第二大市场，对外贸易也会受阻，进而会对国内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外贸与产业链相关，疫情最大的影响在于停工停运，航空禁运等造成了对人流、物流的破坏。

今年2月份以来，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着两层困境：一是出口方面，我国处于一些产业链的上游，我国前期疫情严重时无法生产。到3月份，我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但是国外疫情开始恶化；二是在进口方面，比如芯片等产品，我国处于产业链的下游，无法正常进口。对于国内出口企业，主要表现在前期无法组织生产，而现在基本可以复产复工但很难将产品卖出去。沈国兵教授对2020年的进出口做了一定预测，由于疫情冲击和中美贸易摩擦，我国对外贸易压力会很大。2020年我国纸及纸板制品、陶瓷产品、玩具和运动用品、化学纤维、钢铁制品、塑料制品等出口上升势头受阻；将加剧钢铁、非针织或非钩编服装、有机化学品、铝及铝制品等出口下滑；将造成肉及食用杂碎、水果及坚果、鱼与甲壳软体动物、精油及香膏、药品、矿砂、动植物油脂等进口同比上升势头受阻；将加剧航空与航天器、特殊交易品、珍珠与贵金属制品、木浆、铜及铜制品、有机化学品、木及木制品、橡胶制品、车辆及零附件、油籽与植物及饲料、电机电气与音像设备等进口下滑。据此，需要拓展贸易对象和贸易产品多元化，积极培育新的国际贸易增长点。

在就业方面，有相关学者估计2020年GDP增长仅为2.6%，据测算会有8500万到1亿的劳动力处于半就业和失业状态。沈国兵教授认为，必须采取相应措施缓解就业压力：第一，需求管理政策端密集出台，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企业，稳企业和稳就业；第二，供给服务端密集出台，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公共产品服务来支持企业扩大外贸和就业；第三，收入政策端将密集出台，短期内需要出台扩大内需的消费券刺激计划，扩大内需和就业，但是，消费券等在短期内有效，在长期内无效的，并且要制定严格的发放标准；第四，人力资本政策出台，教育部可根据高校招生能级，授权其适度增加研究生招生比重来缓解就业压力，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本蓄水池的作用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战明华教授发表了题为《疫情之下全球财政货币政策双超宽松对中国的影响及对策》报告。指出目前世界各国都采取了双超宽松的政策，这是以往在经济危机中从未出现的。与以往经济危机相比，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有显著的特点：首先是根源于实体经济停摆，而非金融系统的崩溃，是人流物流被阻断影响了实体经济，从而影响了人们的预期。其次是需求和供给产业链是交叠在一起的，此次困境的出现不是由单个市场或经济体崩溃引发的连锁反应，而是全面的经济停摆。战明华教授认为，目前这种“双超”政策是必然的，疫情给全球经济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越强，恐慌性就越强，金融系统信息的不对称就会加速金融市场崩溃，因此需要政策去阻止。这也是为什么尽管疫情很严重，但目前还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这有赖于“双超”政策的实施。但这两种政策都只是治标的，虽然必然采取，但有效性取决于疫情的发展。

对于我国来讲，全球“双超”政策迭加疫情进一步重创了各国政府、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未来全球将面临一个较长时期资产负债表修复过程，“双超”也必然会引起跨国套利，在中长期会有不利影响，易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中长期动荡，我们一定要有所准备，做好应对，未来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控会面临较大压力。战明华教授对目前的境况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对“双超”政策要有所研判，短期内有正向效应，但中期会面临较大动荡；二是建立双超宽松的预警机制，特别是对企业的预警机制，可以帮助企业更好的做出生产决策；三是成立中小企业应急救助基金；四是加强金融监管，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增加政策工具储备。

厦门大学谢瑞平副教授发表了题为《要在疫情以及全球大萧条中看到机会》报告。认为疫情带来的悲观情绪笼罩全球，外部市场经济环境严重受挫，2020年上半年可能面临全球大萧条。国际格局也在此背景下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美国现在身陷疫区不仅自身难保，还需要求助盟国。我国迅速有效地控制了疫情并积极对世界各地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伸出援助之手，充分彰显自身制度优势与大国担当，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并且疫情期间我国对外防疫援助亦能获得受援国的认可与回馈，增加对我国防疫物资的需求。

谢瑞平副教授认为，此次疫情同样为企业改革提供了契机，在国内很多行业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防疫物资产业却出现的巨大缺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都将处于需求高位，在此情况下出现了很多跨行业生产防疫物资的企业正是把握了这样的机遇。在此环境下，疫情也迫使不同行业企业思考疫情之后如何面对智能化、互联网+改造与国际市场变化等问题，为危机过后市场改革、产业升级提前做好准备。

浙江财经大学文雁兵副教授发表了题为《疫情冲击之下短期刺激政策的利与弊》报告。从3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形势会议透露的相关信息，认为如果要完成2020年GDP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目标，财政赤字率升高、中央特别国债发行、地方专项债券增加、央行降准降息、加杠杆和扩信贷等各领域各地方的短期刺激政策必然即将出台。文雁兵副教授认为，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对国内市场的需求侧与供给侧同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突破既往经济危机由于人口、技术等经济因素出现在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库兹涅茨周期、德拉季耶夫周期和熊彼特周期中的经验事实，此次疫情由于企业、消费者和市场由于空间地理的阻隔，同时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和有效阻断，可能引发产业链、供应链的断裂。鉴于上述事实，出台对应的逆周期调控政策与短期刺激措施来稳定市场是必然选择，但短期刺激政策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临时性；二是手段多样性；三是大概率出现国进民退；四是长期影响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中小企业是目前全球和中国市场上的主体，占比最高，解决的就业最多，由于自身抵御风险能力有限，疫情当前，国有企业有能力、有义务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国进民退”在可能的经济危机中是必然和必要的短期行为。

放眼长期，疫情并不会改变我国的经济发展趋势，大力发展机器、人工智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资本要素使用效率仍然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但在短期，疫情蔓延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危机带来的冲击集中在国内消费领域。应对危机，需要稳定私人消费、提升对未来收入增长的期望，增加民众消费支出，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复苏可以出台刺激政策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与供给过剩的鸿沟，保证资本要素充分地流动起来进而带来生产与投资的增长。但需要注意的是，引导居民跨期消费可能带来民众消费偏好改变、持续消费后劲不足等不确定因素的风险，这其中的利弊关系同样值得我们为之深思。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斯堡分校副教授王婷发表题为《全球疫情与转型转机》报告。从美国对疫情危机的处理和对中国的影响入手分享了自己的观点：首先，在疫情处理方面，尽管美国各州发布了“居家令”，但是否遵守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多数州并没有强制执行。可见相较于中国，美国的封锁政策松散很多，这是美国的一个劣势。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多数城市地广人稀，人口密度较低，这一地理优势有利于避免集中性的传染，而由于代际之间相对疏离的社会文化，也降低了老年群体与年轻群体之间相互传染的概率。鉴于大部分的感染者主要集中在年轻群体，因此尽管感染人数可能很高，但死亡率会较低。由此可见美国在地理和文化上的优势对疫情的发酵会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其次，在经济方面，尽管上周美国失业救济的申请人数达到了328万，但是，例如沃尔玛、亚马逊等公司实际上存在巨大的用工缺口，王婷教授认为，这很可能只是暂时的摩擦性失业。此外，与中国有所区别的是，美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外向型经济，在疫情之下，美国人民的消费能力依然强劲，因此政府发放补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刺激消费，而是为各种类型的贷款兜底，避免再一次的金融海啸。

那么美国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一系列政策的调整将对中国造成什么影响，中国又有哪些可行的应对措施呢？王婷教授对此总结为3个C：第一，Change。即中国可以抓住这次机会进行出口品类型的转型。比如从传统的服装业转向电子产品、家电产品，或者提供更高端的线上产品满足长期在家办公的需求；第二，Chance。从08年金融危机以及过去的十几年的经历来看，各国天量的刺激计划也许会在疫情过后转化为另一场牛市，因而为投资留下了机会；第三，Challenge。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印度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其庞大的年轻劳动力和以英语为母语的语言优势，在疫情冲击中国出口的背景下，可能借机发力，替代中国国际工厂的地位。因此，如前所述，转向更高端的服务业和科技产品，是中国应对挑战的一个重要方向。

英国德蒙福特大学王争副教授发表了题为《全球疫情与转型转机》报告。分别从经济、文化和法律的视角对英国的防疫策略进行了分析。首先，从英国的政治逻辑来看，其遵循的是自由主义传统，民众与政府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由于英国政府不具备“封城”的立法基础，从而无法采取类似中国或意大利的封锁政策，否则就是对公民自由的一种侵犯。因此，英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要通过紧急立法，以采取强制措施。其次从英国的文化传统看，在英国民众眼中，万分之一的致死率相比于外出享受阳光、健身和感受自然所带来的效用，是微不足道的。这么一种思维方式使得英国民众普遍对疫情缺乏足够的重视。最后，从经济的视角上看，由于保守党在初期聚焦于脱欧，对疫情的控制相对滞后，加之英国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可以预测，疫情将重创英国经济。此外，政府宣布给疫情中无法工作者支付80%的薪水，这一政策更是加重了政府的经济负担。总体而言，英国的疫情和整体的经济将如何发展，还需进一步观望。

会议主持人，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潘士远教授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发言：一是认为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有一个新的时代背景，那就是服务业在中国和众多国家占比最高，相比于以往经济危机对工业或制造业的实质性冲击，本次疫情冲击目前影响最大的是服务业，如果本次疫情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控制，服务业能够自身迅速调整和市场能够自我“修复”，那么疫情对全球包括中国经济冲击的负面影响不会太大，如果疫情不能在短期控制和结束，那么这种冲击将通过产业间的传递产生的负面能量将是无法估量的；二是感谢各位学者和企业家的精彩分享，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将会组织更多此类高水平高质量的云端研讨会，有效分享智慧、传递知识和资政启民。

会议记录整理：宗其霖、张耀文、曾晓伟、彭佳佳
2020年3月31日